积重难返
大清王朝，则迎来了更为腐败、更为贪婪、当然也更为危险的新时代。
养廉银最初的发放对象，是地方官员，京官则因为薪水之外还能领取各种津贴，而不在此列。但随着外官之收益激增，京官真成了“穷京官”，他们无法直接取之于民，却是管官之官，靠山吃山，也通过收取外官馈遗的方式从中分润。手头宽裕了的外官们，为了维持自家地位，亦需朝中有人，至少不可有敌。每遇时节，外官必赠京官财物，夏季谓之冰敬，冬季则谓之炭敬，吉，凶，庆，吊无不赠遗。官场的送礼艺术，日渐发达。
到乾隆朝，不仅京官，甚至军队也开始养廉银，由财政补贴。但是，雨露均沾下，厚禄却开始更难养廉。一则因养廉银之肥瘦因地、因职而不均，难免得陇望蜀。得不到“蜀”的，虽然手里拿着“陇”，也还是觉得自家吃亏，要从百姓头上打主意，填平这“陇”“蜀”之间鸿沟。二则因养廉银已成分内应得之财，在其位，得其银，与德能勤绩无关，丧失了原本“奖廉惩贪”之功效。三则因为承平日久，上下和煦，官员不再畏刑。
早在雍正批准“耗羡归公”前，他最担心的，就是“耗羡归公”之后，官员们仍会想出别的办法和名目，征收更多的民脂民膏。他的担心不久就变成了现实，随着“耗羡渐同正项”，“州县贪员，重新征收，于耗羡之外又增耗羡，养廉之中又私取养廉。”乾隆年间，各地征收苛捐杂税、甚至直接以耗羡名义征收，收取各种陋规的情况，日益严峻。高额的养廉银，已经难以打动领导干部们的心了，他们需要更多的银子。自乾隆朝开始，至嘉道咸（嘉庆，道光，咸丰）间，吏治日复败坏。京官吃外官，大官吃小官，小官吃小吏，小吏吃百姓，胃口越吃越大。已经被“整合”到“耗羡”中的各种苛捐杂税，纷纷重出江湖，“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两项改革，自此都走入了泥潭。
“耗羡之外又增耗羡，养廉之中又取养廉”，这恰恰是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所总结的“积累莫返之害”。这条被后人称为“黄宗羲定律”，说的正是历史上每一次税费改革，将庞杂的税费合一，同时下令严禁其他征收，的确能在短期内达到“向来丛弊为之一清”的效果，但不久就会反弹，那些已经被吸纳进单一税中的苛捐杂费，将获得重生，再度设立，结果导致实际税费负担不断推向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