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担了更多赋税的农村富户们，试图用群体性事件给政府施压。雍正四年（1726年）八月，浙江某地，“田多丁少”的富户们“蛊惑百余人，齐集巡抚衙门喊叫，拦阻摊丁”，政府官员不知是真被吓坏了，还是半推半就，还真同意暂缓推行“摊丁入亩”。但是，这样一来，又刺激了“田少丁多”、人数更大的那个人群，他们见政府既然吃这套，便也如法炮制，“聚集乡民围辕吵闹更甚”。果然，只要嗓门大，政府就能听进去。群体性事件，成为不同的利益集团示威的工具。在这种环境下，官员如果没有定见和魄力，不习惯于直面民众间的利益冲突，其执政能力和执行能力都将面临艰难的考验和煎熬。
改革是利益的调整，几家欢乐几家愁。“摊丁入亩”后的一些冲突，起因就是各地改革前后赋税压力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比如湖北钟祥县，一直是田多丁少，如果以本县为单位“摊丁入亩”，赋税的增量并不多。问题是，湖北实行的是全省均摊，这样一来，自身田多丁少的钟祥县，分摊到的丁银就大大增加了，从之前的每年2430两，猛增了3586两，足足翻了一倍多。郁闷的当地农民纷纷在城东的武当宫集会“散步”，这本需要官府说服解劝，哪知道知县王世经也是个蛮干的人，火上浇油，直接动用警力驱散，结果导致流血冲突，集会的民众居然落水淹死100多人，酿成了轰动全国的大案。
其实，严格地说，这类还称不上是对“摊丁入亩”的抵制或反抗。兴一利必有一弊、治一经必损一经，改革所带来的利益调整，几乎必然伴随着类似的利益冲突，难以出现人人尽开颜的皆大欢喜局面。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农村富户们在醒过神来之后，立即有了应对之策，那就是将他们肩头增加的负担，再转嫁给租佃户们。而对于无地农民而言，能跳出农门成为手工业者或工商业者的，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人只能通过种地维生，需要租佃田地。这群位于食物链最底层的人群，最终只能承担起那些增加出来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