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乾隆朝开始，至嘉道咸间，吏治日复败坏。京官吃外官，大官吃小官，小官吃小吏，小吏吃百姓，胃口越吃越大。已经被“整合”到“耗羡”中的各种苛捐杂税，纷纷重出江湖，“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两项改革，自此都走入了泥潭。
康熙要维持官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改革的“硬骨头”就只好留给下一任领导核心雍正来处理。但雍正皇帝的一系列改革，多是应急式的维稳措施，通过在原则上的退让和技巧上的更新，起到了短时强心针的作用，却为今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大清王朝迎来了更为腐败、更为贪婪、当然也更为危险的新时代。
1712年4月4日，农历二月二十九日，清明节。
康熙皇帝即位已51年，而离大清国定都北京已经68年了。朱元璋的那句可怕咒语——“胡人自古无百年运”，应该越来越强烈地萦绕在康熙的心头。此前那个成功入主中原的“胡人”朝代元朝，在中原仅仅生存了97年。留给大清国突破历史宿命的时间，只剩下短短的32年了。
形势并不乐观。在看似海清河晏的盛世背后，危机重重：土地兼并严重，流民泛滥，这不仅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也成为严重的不安定因素。
这一天，康熙宣布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决定：永不加赋！
清晨，康熙召开了一次由大学士和六部九卿参加的中央全会。
康熙明确宣布“永不加赋”，即以“现今”的人丁数为征收钱粮的上限，此后即便人口增加，国家也不再加收人头税。此时的大清国，官方所能掌握的“丁口数”，即便在康熙宣布“永不加赋”的时候，也只有区区2034万。
造成异化的原因，首先是其可操作性的问题。“永不加赋”的定额税，要层层分摊，最后具体落实到每家每户。作为“分子”的税赋是固定的，但是，作为“分母”的人丁数却是变动的，这就造成了操作层面的巨大成本和变数，这为地方胥吏们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