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贪腐
八旗兵的军刀在这种糖衣炮弹面前，突然变得软弱无力，他们能够征服中原，却无法征服贪欲。
在推行“摊丁入亩”的同时，雍正皇帝还有另一项大力推行的改革，那就是“耗羡归公”。
不能让国家吃亏，这在中国社会一贯都是最大的理由。但是，问题在于，“耗羡”究竟按多大的比例抽取，法无定文，也没有听证会听取民众的意见，完全由具体负责的官员自行决定。这种巨大的弹性，成为寻租的最好工具。尽管清初对这项明代的苛政、暴政报以绝对的警惕，但八旗兵的军刀在这种糖衣炮弹面前，突然变得软弱无力，他们能够征服中原，却无法征服贪欲。
以征收“耗羡”为主的横征私派，已经成为大清官场的常态，康熙皇帝对此心知肚明：“地方官吏谄媚上官，苛派百姓，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康熙朝实录》）。但是，他也只能在口头上三令五申，实际上却无能为力。
康熙的无奈宽容，是因为他知道，“耗羡”背后的横征暴敛，除了官员们的修养问题之外，还的确有不得已的因素——体制的问题。
大清国的财政体制，其“一个中心”就是中央集权，“两个基本点”则是依靠“起运存留”的中央地方分税，及依靠“奏销”的预决算制度。
所谓“起运、存留”，接近于如今的“国税”“地税”之分。康熙中叶之前，中央几乎垄断了全部财政收入，“存留”的比例极低。康熙中叶之后，略有提升，直到道光年间，地方“存留”的比例也依然低于25%，财权完全集中在中央。地方要动用财政经费，必须申请。这种过于刚性的“计划经济”财政，极容易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两难处境。
而“奏销”的预决算核销制度，则要求地方政府按春秋两季或年度，逐级上报财政收支，逐级承担领导责任。中央财政部门（“户部”）根据“例”与“案”（历年中央所颁布的财政法规和各省应遵行的收支标准），对各省报表进行审核，符合要求的准予报销，不符合要求的，则退回重做，发现问题的，则对相关官员予以政纪乃至刑事处分，掌控极其严格。
这种典型的“强干弱枝”体制下，中央财政一头独大，地方财政几乎被忽略。这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所需资金，以及地方官员的办公经费，没有纳入中央财政的预算，必须就地自筹。这成为地方官员“横征私派”的最大理由，并且是堂皇的理由。
此外，清沿明制，官员实行低薪制度，如果不通过擦边球搞点创收，官员们别说开展工作，即便温饱都成问题。而无民可刮的中央机关干部，则通过手中权力与地方干部勾兑分润，整个官僚机器因此而成为依靠灰色和黑色收入驱动的机器。
对此，康熙皇帝只能“难得糊涂”。当时的川陕总督年羹尧，鉴于征收耗羡的乱象，提出应将其制度化，实行“火耗归公”，明收明补，但康熙皇帝宁愿维持潜规则状态。
因此，征收耗羡成为大清官场上下默认的潜规则，一边全国上下身体力行，一边却列为敏感词不能说破。对于高层的装聋作哑，乾隆后来总结为两句话：“不败露则苟免，既败露则应问”。官员们只要不太过分，没人举报，没有“败露”，也就听之任之了。或许，领导干部们集体参与这种公开的违纪行为，也为上峰提供了一个随时可以动用的把柄，反而有利于形成干部队伍的凝聚力——开个贪腐的口子，这或许也是帝王之术的一部分？
问题是，这种潜规则通过官僚体制的层层放大，最后成为小民的不可承受之重， “州县有千金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面对这种“被默许”的腐败，如反腐，则等于自绝于官僚体系；如继续下去，则迟早官逼民反要亡国。
康熙要维持官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此装傻，脓包就只好留给下一任领导核心雍正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