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羡归公”
在无奈的现实面前，雍正不得不接受“耗羡”长期存在的现实，不再幻想着将其禁绝。
对于征收“耗羡”，雍正最初的政治表态也是坚决反对的。雍正元年正月初一，在他发布的一连串施政纲领中，就明确抨击“今州县火耗任意加增，视为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后断宜禁止”。但是，说归说，做归做，如同康熙一样，在无奈的现实面前，雍正不得不接受“耗羡”长期存在的现实，不再幻想着将其禁绝，退而求其次，思考如何将其对政权的杀伤性减少到最低限度。
“耗羡归公”是首选项。毕竟，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将桌面下的弊政堂皇地端上桌面，这并非体面的事情。既然是弊政，而且是一时无法克服的弊政，雍正就采用了现实的做法：根据雍正的思路，“耗羡归公”就是将耗羡的征收从暗变明，由省为单位统一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严防坐支，因此可将其纳入官方监管体系，实行阳光收费和阳光开支；“耗羡”的用途，一半左右作为官员的养廉银，弥补“逼官做贼”的体制漏洞，其余的则全部补充到各地的办公经费。
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雍正皇帝下旨，全面推广“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
“耗羡归公”后，其作用立即显现。
首先是各地火耗的征收比率大幅度下降。收支两条线，收来的耗羡要全部上缴，而养廉银则按职位和缺份定额化，耗羡从官员们的“私营经济”变成了“集体经济”，他们横征暴敛的积极性就大为消退。
其次，官员们的养廉银，往往十数倍、数十倍于年薪，有的岗位的“市盈率”甚至达到了惊人的130多倍。这种世所罕见的超级“胡萝卜”，再加上雍正本人对贪腐行为严厉打击的“超级大棒”，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官员们敛财的欲望。
第三，耗羡归公后，大大充实了几乎空虚的地方办公经费，地方官们要做政绩，手中有了资本。
这一改革，真正的要害在于养廉银的设立，令官员们的切身利益与此项改革息息相关。正因为整个官僚体制成为这一改革的第一受益人，这项改革所受到的阻力，远远低于“摊丁入亩”。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场改革是一次对官员的“赎买”，通过对官员们“灰色收入”的体制性“漂白”，换取官员们对规则和体制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