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湖密集投资的一个典型城市是常州。去年下半年龙湖分三次在常州拿地共耗费45亿元。在去年年底常州的一次共4块土地的拍卖会上，“外来者”龙湖独得两块，剩余两块分别为本地企业所得。一位参与竞拍的常州房地产商则称，龙湖进常州是当地政府重要的招商引资事件，“谁知道是不是打过招呼了呢？”

但这样做，不可避免会发生与同行的冲突。2009年初，龙湖和央企保利地产就在广东掐起架来。导火索是保利地产副总经理余英在博客中写下的题为《龙湖地产不受业界尊重的理由》，痛斥龙湖在广东省阳江市与保利抢地的“不道德”，并称保利地产宋广菊曾在电话中一再向吴亚军表示，对于阳江市委市政府给予保利的承诺，“希望龙湖地产不要横刀夺爱”。

这一口水仗无意中暴露了地产龙头们与地方政府勾兑资源的行业潜规则。而吴亚军自始至终保持沉默，最后选择离开阳江，息事宁人。不过龙湖高管们心有不甘，私底下对记者坚称，“龙湖进入阳江比保利要早一年半。”

除了争地，抢人也是吴亚军的一大特色。龙湖向全国扩张，每到一处，必掀起一轮“挖角旋风”，连市场份额超过15%的常州地产龙头新城地产也倒吸一口凉气。新城地产常州公司总经理助理阙东岳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去年龙湖进入常州后，通过猎头公司和高薪诱饵，从我们公司挖去不少优秀人才。”

吴亚军常称一些熟识的好友甚至被她招来的高管为“兄弟”或“哥们”，有人视之为亲切，有人则觉得太过江湖气。龙湖重庆公司负责人周德康等老部下是龙湖向全国扩张之前被吴亚军纳入麾下的，龙湖总部（北京）四个主要部门的头目，皆为吴最近几年的商场朋友或合作伙伴。“我当初从安徽飞到北京和吴亚军聊了三个小时，告诉她我有心加盟，但不懂房地产。”公司品牌部负责人秦力洪说，“最后她竟当场拍板同意。”

除了地方政府的支持，银行与吴亚军的关系也非同寻常。吴亚军曾在接受一位重庆当地媒体记者采访时透露说，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的主要领导前来宽慰她，表态称会“撑着龙湖”。而龙湖上市前后，农行和建行又分别给予了龙湖170亿元和180亿元人民币的授信。

上市的诱惑

“2006年就有人来‘忽悠’我了，我也没想到公司会这么早上市。”

在做大之后，龙湖何时上市也成为重庆当地政府关注的焦点。而最早预言吴亚军将成为“女首富”的竟然是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据《重庆日报》报道，2007年4月，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黄奇帆在会见花旗银行中国首席执行官施瑞德先生时透露，龙湖地产年内可望在香港上市。他预测说，此次龙湖如果上市成功，中国内地首富的位置可能再次易主。

但黄奇帆的话当时并没有应验，龙湖此次上市最终因金融危机而搁浅。而在2009年龙湖再次冲刺并成功上市时，保荐人行列中增加了花旗银行（其他两家为摩根士丹利和瑞银）。

在吴亚军的棋盘中，龙湖于2011年上市为宜。而实际的上市时间却是2009年11月。“2006年就有人来‘忽悠’我了，我也没想到公司会这么早上市。”吴亚军说。

上市前夕，一位重庆当地媒体的记者问吴亚军，龙湖上市的同时失去了什么？吴的回答是：失去了不发展的自由。记者又问：“你对现在的人生满意吗？”“求仁得仁时就很满意，”吴亚军用了孔子的一句话说，“反之就不满意。”

吴亚军从拖着伤病的身体开始卖建材，到初尝地产业甜头并获得纷至沓来的荣誉时，也曾有过“小富即安”的想法，但后来龙湖加速扩张特别是上市之后，她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发展就是使命”。如在交往过程中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日本最大房地产商森信托（MoriTrust）社长、八十多岁的森章一样，吴亚军也是个十足的工作狂，前两年平均每年单程乘机超过200次，她很少关注公司的股价，但不断在和投资人吃饭，且很多时候是一对一。

当年和吴亚军一起打拼天下的丈夫蔡奎，在龙湖上市前任执行董事、副董事长。后来辞去这些职务，“他现在很潇洒。”吴亚军说，“我和他有个私人公司，他现在在做一些一级土地开发整理、高尔夫等项目。”

大多数民营企业淡化家族色彩的做法都能赢得业界认可，而蔡奎辞去龙湖职务却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关注。也许是因为吴亚军夫妇一直刻意保持低调，又或许是因为人们自始至终关注的仍然是，吴亚军背后还有无其他“神秘人物”或权势家族。这一尴尬令吴亚军甚为烦恼。

南方周末记者在重庆采访期间，几乎每次乘坐出租车驶过“北城天街”时，司机都会指着林立的高楼，甩下一句话：“这公司的女老板背景很深。”重庆当地另一位身家数十亿的民营企业家也轻描淡写地对记者说：“她只是个代言人而已。”但没有人能为此提供证据。

2010年3月，龙湖一位高管受吴亚军之托与南方周末记者聊天时说，“吴亚军肯定没有什么大背景，否则我们也不用这么累了。”这位高管开门见山，“龙湖进入北京和上海的第一个项目都是拿的当时的地王，谁愿意当地王呢，地王都是先烈，利润率不到5%。”不过在北京一些同行看来，这只是龙湖“放长线，钓大鱼”的一种策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