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有了险固的河山，再加以不断提升国家的政治修为，以德治国，才能长治久安，国运兴隆。去掉地理因素上的影响只一味强调政治修为，就好像银行不设防护措施，只寄希望于以自己的品德去征服别人，用嘴巴去说服劫匪放弃偷盗和抢劫，则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根本得不到保证。要提高国家安全系数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投入雄厚的兵力。
为此，都城汴梁一带常驻军有数十万，城内外连营设卫，以代替山河之险。为了养活云集于京师的庞大军队，汴梁对运河的依赖性大幅度提高，政府财政负担沉重，百姓困于徭役，苦不堪言。在赵光义的反对下，迁都计划却由此搁浅。赵匡胤不无沉痛地说：“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赵匡胤的预见是准确的。不迁都，京师的生存就全倚仗于运河漕运的供养，运河的开挖和维护就会成为国家头等大事，而无休无止的开挖和清淤就使百姓疲于奔命。
原本，长江下游经济发达，但因为其水路与京师畅通，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京师的粮食和物资主要来源地，负担日见沉重，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这样，当集天下之财于京师之时，京师虽然繁华，地方却更加困厄。
以后的发展，正如赵匡胤所预言一样，百年未到，国力尽耗，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展近乎停滞，庞大的军费常常透支国家财政，财政上的“积贫”和军事上的“积弱”终于积重难返。这里，有一个问题，让人困惑。自古以来，统治者选择都城的考虑因素无非是军事、经济、地理位置这三方面：军事上，要求统治者位居都城而内制诸侯外御强敌；经济上，要求都城地处繁华，经济发达，给养自足，不能全盘倚仗于远处输运；地理位置上，要求都城有发达的水陆交通线。赵匡胤和李怀忠等人在论证迁都的可行性上，都紧紧围绕这三方面因素展开。可赵光义倒好，没头没脑地抛了个书袋子，让人觉得其既迂腐，又刻板，不懂得为他们赵家天下分忧。
可偏偏他这个书袋子赵匡胤还不好反驳，你要反驳，你就成了不肯“修德”的人，跟三苗氏、夏桀、殷纣这些人是同一类人物，应该遭受万民的唾骂。赵光义的反对，本也在赵匡胤的意料之中，但，他万万没料到，竟然会有这么多人站在弟弟的一边，跟着弟弟一起反对自己。赵匡胤沉默了。西巡洛阳期间，赵匡胤在父亲陵前悲叹说：“此生不得再朝于此矣！”说完，取来弓箭，向西北尽力一射，遥指箭落之处，对左右说道：“此处就是我长眠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