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弊端丛生，内外交困，在这种情况下，是大刀阔斧地实行变法，还是兢兢业业地恪守祖宗之制，历代帝王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尽管史学界长期讴歌变法，但历史上的变法为什么大多并不成功呢？
前文说过，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王朝盛衰的周期性现象——哪个王朝都避免不了兴起、鼎盛、衰落、灭亡的过程，于是，王朝的“中期”问题也因之而生。换言之，“中期”就是王朝由盛转衰的过渡期。表面上看，此间江山一统，金瓯无缺，但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国家机器百弊丛生，社会矛盾危机重重，问题成山，积重难返，统治者不甘沉沦，又难施回天之力，整个社会处于焦灼、困顿之中！
处于“中期”的皇帝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苟且偷安，不顾长远，没落的大趋势就无法扭转；如果任用佞臣，胡作非为，王朝就会在下坡路上飞奔，于是，“中期”就变成了“晚期”；相反，皇帝也可以兴利除弊，大胆变法，一旦取得成效，不仅能延长王朝的生命周期，甚至可能重现中兴。但变法的风险也不小，由此激化矛盾，必将迅速崩盘，结果依然是“中期”变成了“晚期”。
可见，处于“中期”的帝王责任重大，举步维艰，怎么办？
（一）
长期以来，史学家热情地讴歌历史上的变法，然而，这种讴歌与史实相符吗？
首先，从秦朝到隋朝，变法并不是王朝中期的普遍现象。
中国的皇帝制度确立于秦始皇，经两汉魏晋迄于隋朝，历时八百余年，此间，统治时间最长的是两汉，但并未做过中期调整性质的变法；其余王朝大多短命，兴亡合计不过几十年，“中期”本不明显，更谈不上什么变法了。
其次，唐朝以后，王朝中期变法普遍出现，但效果大多不理想。
从唐朝起，经宋、元、明，直到清朝，多为统治时间超过百年的大王朝，漫长的时光不仅使历史分期得以清晰地呈现，统治者也可以较深入地反思、调整，所以，这些王朝大多进行了中期调整性质的变法。比如唐朝德宗时期的变法、北宋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变法等。然而，残酷的事实是，这些变法大多并未成功。
比如唐德宗时，盛世景象已成明日黄花，相反，藩镇割据，雄踞一方，中央政府控制的区域日趋缩小，财政税收入不敷出，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国家政权风雨飘摇。鉴于此，德宗于建中元年（780）实行变法，以期扭转衰颓的国势，重现王朝的生机。
德宗变法中最精彩的内容是两税法。两税法改变了原来的纳税依据——从以户口为主，到以户口、土地并重，从理论上讲，这减轻了无地少地的农民的税赋负担，扩大了税源，也体现了富者多纳税，贫者少纳税的平等原则，而且，一年分两次征收，取消了租庸调及各项杂税，简化了赋税的征收成本。
但是，两税法实行的结果却是弊端重重，比如在户税部分，政府以钱计税，纳税人交钱完税，而当时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有限，以致农民卖掉收获物，不仅多受一层商人的盘剥，而且，人人争相换钱，使得物贱钱贵，农民的负担反而没有减轻。再比如，实行两税法以后，土地可以合法买卖，这样一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社会矛盾趋于激化，变法不得不草草收场，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
此外，北宋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变法等大多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毫无疑问，这些变法具有进步意义，不仅一些有价值的举措为后代继承，促进了古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完善，而且也曾在一段时间里、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不仅变法者身败名裂，还累及国运，间接成为王朝覆亡的替罪羊，这又是为什么呢？
史学界普遍认为，古代历朝变法失败的原因有三：
1.变法没有得到皇帝的强有力支持。
2.变法触动了实力集团的既得利益，引发他们动用一切资源拼死抵制、破坏，比较而言，变法派的势力相对弱小。
3.变法的举措可能因超前而不尽符合实际，或因变法派操之过急，缺乏冷静耐心等。
其实，上述认识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历代变法失败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受制于王朝盛衰的周期律。换言之，当一个王朝衰亡的命运已经铸成的时候，往往并非人力所能改变。
比如，到了王朝中期，君臣远非开国时代可比。想当年艰苦创业，大刀阔斧，皇帝雄才大略，目光远大，臣子艰苦朴素，兢兢业业。而今文恬武嬉，安于享乐，皇帝也没有了祖辈的威风，根本约束不住臣子的腐化堕落，更何况很多皇帝带头腐败，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家政治就更不可收拾了。
同时，和平时间一长，人口肯定越来越多，而国土面积的扩张却是有限的，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吃饭问题、就业问题尖锐地摆在统治者面前。古代的中国是农业社会，经济形态单一，基本无力解决上述问题。而且，随着人口的膨胀，官僚队伍必然扩编，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与民争利，无所不用其极，普通百姓越发没有活路了。种种问题的积累，预示着大动荡的不远，在这种情况下，企图通过体制内的调整，缓和矛盾，扭转危机，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表面上看，变法比革命的代价小，但就难度而言，却远远大于血流成河的革命。因为革命只有一个敌人，大家戮力同心，舍命向前，往往可能死里求生，杀出一条血路。相反，变法是在维护现有体制的前提下，重新调整利益分配的格局，化解矛盾，达成妥协，要处理的关系堪称千头万绪，面临的阻力可想而知，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运用极高的政治斗争艺术，其难度可想而知。
古话说得好：打铁先要自身硬，而中国古代王朝中期的变法家的群体形象却不理想。比如，北宋王安石领导下的变法团队大多由见风使舵的政客、首鼠两端的小人、贪污腐败的官吏构成。当时皇帝倾向变法，变法成为时尚，于是，一些人前来投机。像变法派的第二号人物吕惠卿，本是王安石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亲信，据说王安石对他有“父师之义”，但为了争夺宰相的位置，吕惠卿对王安石无情打击，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另一位变法干将邓绾本来靠巴结王安石起家，见状立即墙倒众人推，加入到打击王安石的行列中，不久见王安石有东山再起的希望，又摇身一变，转而攻击吕惠卿，重投王安石。有人指责邓绾无耻，他居然回应说：“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 至于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奸臣蔡京，也曾是变法派中的先锋干将。
历代变法派往往有一个难以挣脱的“小辫子”——腐败。他们要重振朝纲，而自己的操守却不干净。王安石变法中，变法派里面不乏腐败分子，借变法之机贪赃枉法，搜刮民财，但王安石本人尚属检点。而明代变法的领导者张居正却不能以身作则，他独断专横，生活豪奢，每餐菜品上百，“犹以为无下箸处”，死后被抄家，没收的财物折合白银近二十万两，良田几百万亩。当然，这很可能是家乡亲人、仆人背着他所为，但他主政期间，三个儿子考中进士，而且名次极为理想——一个榜眼、一个状元，这是偶然的巧合吗？天下的读书人会心服口服吗？这些人推行变法，怎能不让人怀疑其私利的成分，又怎能抵挡得住反对势力的反攻？
史学家还抱怨古代的变法没有得到皇帝的有力支持。其实，中国古代的皇帝代表着各方面的利益，帝王术的基本原则是“平衡”，而不是“选边站”，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变法一天也坚持不下去；但随着变法的深入，必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皇帝统筹全局，自然要随时调整，要想让皇帝孤注一掷，投身变法，本身就是违背王朝政治规则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如果说王朝中期的变法鲜有成功的话，王朝晚期的变法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危险的举动。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如果不搞变法，一个衰败的王朝尚可维持时日，一旦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可能很快就会土崩瓦解。比如元末丞相脱脱急于挽救王朝，搞“旧政更化”，推行与汉文化接轨的变法举措，又在经济上减轻人民的负担，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然而，针对通货膨胀进行的钞法改革导致经济失控，疏浚黄河的最直接结果是千千万万的治河民工在工地竖起了反元大旗，最终脱脱成了元亡的替罪羊，被流放并被毒死。再比如清末统治者急于挽救王朝，居然想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结果激发起了民主化的大潮，最终被埋葬在辛亥革命之中。清亡后，有遗老反省，认为如果不搞政治改革，“虽以无道行之，未遽亡也”。 也就是说，即使推行独裁统治，谁反对就镇压谁，也不会那么快地亡国。
可见，变法往往是一剂猛药，而衰败的王朝如同病入膏肓的患者，如果操之过急，用药过猛，很可能加速其衰亡的过程；即使变法稍有成效，也不过延长统治周期而已，不可能扭转王朝更迭的周期律，不是挽救王朝命运的灵丹妙药，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而不宜夸大其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