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有一个误区——以派画线，作“一刀切”的评判。比如，受讴歌变法的思维定势的影响，对历史上的反变法者多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些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是阴险的小人等，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汉朝独尊儒术后，历朝实行文官政治，士大夫饱读经典，入仕做官，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尤其是反对变法的人，主要由御史言官、学者名流构成，地位可能较高，但大多没有政治、经济的实权，平素以俸禄为生，并非十分富裕。清高自傲的特点决定他们很难跟所谓的“利益集团”沆瀣一气，在历史上也找不到他们受“利益集团”指使或接受其资助的材料。
更不能认为反对变法者都是品德低下的小人。试想当变法派策动皇帝，掀起变法大潮的时候，如果随波逐流，既能使仕途顺风顺水，又可能浑水摸鱼，谋得私利，何苦一反常情，做这种得罪君主、同僚，影响自己政治前途和经济利益的举动呢？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他们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吗？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肯定，中国古代历朝的反变法人物的道德素养普遍高于变法派。比如在反对北宋王安石变法的人物中，有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苏轼那样的学者、诗人、政治家，他们不仅学术水平高，而且道德修养好，备受打击仍不改初衷，是公认的君子类型的人物。司马光晚年掌权，尽废新法，但推动朝廷礼葬王安石，不抹杀其功绩。相反，变法派一朝得势，便党同伐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仅因为政见不同，王安石就对年轻的苏轼百般排斥，屡进谗言，由此看来，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不昭然若揭了吗？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这些人是基于什么样的认识来反对变法，站到变法派的对立面上的呢？
其实，这主要应该是治国理念上的分歧。
据《宋史》记载，司马光首创了一个对变法派具有极大杀伤力的“理论武器”——祖宗之法不可变， 成为历代反变法者长期沿用的重要理念。今天看来，这可能是迂腐到极点的观点，因为“变”是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祖宗之法为什么不可变？但稍加分析，就可见这一观点不乏深刻、合理的一面。
每到王朝的中期，即使是保守派，也无法否认经济窘迫、社会危机、国力衰弱的事实，但他们往往会提出这样的质问：此时经济形势再恶化，也强于王朝初期的一穷二白，同样一部法，为什么祖宗的时候能维持国家的持续发展，现在就难以为继了呢？换言之，是法坏了，还是人坏了呢？如果是人坏了，歪嘴和尚念歪经，换成什么样的法能解决问题呢？如果是人坏了，不去“治人”，反而去“治法”，岂不是舍本逐末？
中国古代讲究敬天法祖，祖宗是个神圣的观念，哪位子孙敢自认为比祖宗还伟大？汉朝有一个“萧规曹随”的典故，说的是惠帝的时候，曹参任丞相却不积极工作，整天饮酒作乐的故事。惠帝心中当然不满，找人提醒曹参。曹参进宫质问惠帝：“陛下掂量掂量，您才干比得上汉高祖吗？”惠帝不假思索地说：“我哪里比得上先帝！”曹参又说：“陛下看我跟萧何丞相比起来谁更高明呢？”惠帝说：“你好像比不上萧何。”曹参说：“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换言之咱君臣俩你比不上刘邦，我比不上萧何，还折腾什么？你无为而治，我恪尽职守，不就行了吗！惠帝豁然开朗，就不怪罪曹参了。众所周知，在汉朝的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文景之治，而“萧规曹随”跟文景之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多事，不生事，不扰民，兢兢业业地贯彻好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祖宗之法，难道没有合理性吗？
中国古代历朝反变法的理由还在于“与民争利”。这关系到对国家职能的认识，治国不是经商，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任何一个政府，都要把维护社会秩序和基本的价值观、追求社会和谐放在首位。君主高高在上，应该让利于民，藏富于民，绝不能与民争利，所以，这是颇有杀伤力的指控。
在北宋变法中，王安石受到了“与民争利”的指责，他为自己辩解，强调并未提高赋税标准，也没新设税种，怎么说是与民争利呢？司马光反唇相讥：天下的财富是固定的，不在民间，就在公家，想让国家富裕又不取之于民，你从哪里取？司马光进而指出，这种观点本来是当年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把戏，如果没有盘剥百姓，怎么会群盗满山，难道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吗？ 事实也是这样，全国的财富总量是一定的，国家掌握的财富多了，老百姓占的份额自然就小了，等到百姓无以为生，自然要造朝廷的反。
表面上看，王安石变法似乎没有加赋，但他为了增加国家收入而推行的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保马法等措施触犯了老百姓的利益。他把赚钱的商业、金融业的某些领域由国家垄断起来，成为国家的专利；而把不赚钱的某些“国营经济”改制为民营，把亏损转移到民间。这样一来，国家只赚不赔，而百姓则亏损自负，这不是与民争利是什么？
其实，王安石并没有兑现不加税的承诺，比如他推行的“募役法”，就是一种变相加税的办法。众所周知，政府中除了官员以外，自然少不了一些从事杂务的衙役，这些人本来由当地百姓轮流充当，由于流动性大，自然责任心不强，业务也不精通。王安石推行“募役法”，不再要求百姓轮流为政府服役，而是按户交钱，供国家招募衙役。表面上看，似乎公平合理，衙役的职业化也有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但百姓缴纳的“免役钱”普遍高于政府雇佣衙役的开支，结余部分就充实了国家财政，这不是变相加税是什么？总之，王安石变法确实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并没有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这是史学界的共识。
自古以来，老成的政治家重视法制的稳定性、连续性，因而对变法持谨慎态度。当年商鞅变法，反对者就提出了“利不百，不变法”的观点。 意思是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改变原来的法度。司马光也说过：“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则不更造；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则不成。” 在他们看来，变法是不得已的事儿，难免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混乱和百姓的无所适从，如果没有较大的利益和充分的把握，就不要冒这个风险，这无疑是有价值的看法。
中国历史上反变法的理由还有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等。确实，历朝的变法者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现象，而且难以根除，变法成了某些人鱼肉百姓、中饱私囊的遮羞布，这也是变法多不成功的重要原因。而结党问题更为严重，像王安石、张居正等变法的领导者任人唯亲，党同伐异，不留余地；很多官员投身变法，只是借用这条捷径来实现飞黄腾达的目的，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投机，以致朝秦暮楚，内讧和分裂不断，在这无休止的纷争中，王朝走向没落，而王安石、张居正等人富国强兵的初衷最终并未实现。
前面说过，即使是保守派，也不否认当时国家经济窘迫、社会危机的现实，他们反对变法，并不意味他们坐视危机的恶化而袖手旁观。一般来说，历朝的保守派普遍认为，挽救危机的办法在于皇帝要以身作则，艰苦朴素，扭转官场风气，还要把好用人关，任用君子、贤人，并且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提高官员以及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素养。针对国家的经济危机，保守派的共同主张是厉行节俭，少花钱，把开支降下来。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君臣一心，政通人和，自然就远离了内忧外患，即使穷点儿，也是个和谐的社会。从理论上讲，这些建议是有价值的，但在实践中，又不免显得迂腐。由此也折射出变法与保守的两难，归根到底，这仍是受制于王朝盛衰的周期律的结果，换言之，当一个王朝衰败的命运已经铸成后，往往非人力所能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