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门
在青岛的家中，已经76岁的足球教练刘国江给《人物》记者翻出了他保存着的少年江津的资料。从12岁到15岁，江津长了18厘米，超过了一米八，而这个男孩才刚刚进入发育高峰期。
长得太高，速度就受了影响，刘国江让江津改练守门员，和哥哥江洪一道。
1980年代，江津和江洪都属于一项名为1316工程的少年足球培训计划，江津大概是第二小的，最小的是著名国脚郝海东，才10岁，在少年队创下脚背颠球5309次不落地的纪录。一群娃娃兵——进入八一队算是入了伍，他们穿四个兜的军官军装，每个月还有7块钱的工资——当时，这不是一个小数目，队里为他们办了存折，每个月代存4块，发到手上还剩3块，江津们就用来买汽水、罐头。
‘每到礼拜天的时候，大家都休息，他们两个还到球场去，哥哥带弟弟：哥哥射、弟弟接，一边示范一边实践。’离那时已经有30年了，刘国江却依然能想起兄弟俩小时候训练的画面。
江洪性格外向，有大哥风范，江津内向、说话还有些口吃。两个人的外号也大相径庭，人们叫江洪‘三毛’、‘毛哥’，叫江津‘大竿儿’、‘大傻’。一同长大的郝海东用‘善良、随和，甚至委曲求全’形容江津，江津睡觉时总是侧身拳起双腿，双脚露在被子外面。宿舍的标准床和被子对于他来说永远不够长，但他从不提要求。
两个人离家千里，相依为命。江津被排球馆的人欺负了，哭着回来，江洪就要冲出去找回场子。
江永林很满意儿子们按着计划成长起来：‘每次有什么重大比赛，我都提出任务。譬如说中国要成立国家青年队了，江洪适合这个年龄段，我就写信给江洪，我说江洪，马上国家队的青年队要成立了，你好好打，争取到国青去。下一届国家青年队，我又写信给江津。后来国奥队又成立了，反正到哪个年龄段，我就写信给他们，作为任务提出来，孩子都蛮争气的。’
只要江津、江洪回上海比赛，江永林夫妇都会去现场，江洪记得父亲曾告诉他，门前只要出现危机，母亲不仅情不自禁地大呼小叫，而且会下意识地拍打或猛掐坐在身边的父亲的胳膊或大腿，‘所以一场球下来，父亲的身上往往是伤痕累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堪重负的父亲后来再看我们的比赛时就选择和母亲一起在家看电视转播了。’
当时，江洪是八一队的主力门将，江津坐在替补席上，‘这又出现一个矛盾，两个人都是守门员，总不能轮着打吧。’刘国江说，‘一个为主，一个为辅，压着谁都不合适。’
江洪看到坐在替补席的弟弟心里内疚， ‘每次安排比赛阵容的时候，我都会向江津看一眼。’后来，他告诉江永林，‘他说爸爸，因为江津是我弟弟，所以我没必要跟他竞争，我是哥哥，我应该把好位置让给他，如果他不是我弟弟，我肯定要把他比下去。’
1993年，江洪给八一体工队大队长写了一封7页的长信，要求离开八一队。那年，中国足球职业化联赛即将打响，江洪远赴深圳加入一支新成立的球队，‘我当时离开的时候是比较担心江津的，因为他，各个方面好像并不是一个很坚强，也并不是一个能够很敏锐地去洞察事物，迅速做出正确判断的人。’
巅峰
1999年，江永林专门去了八一队，要求让江津转会——上海申花对江津抛出橄榄枝。当时上海申花是甲A亚军，而八一队已经降入甲B。‘那个时候八一队已经不行了，不能用外援，没有赞助，经济条件也不行，运动员的工资待遇也不行，人家俱乐部有赞助。’江永林说，1316工程的队员都走了，江津是留到最后的一个。
八一队属于部队编制，江永林被告知，总政治部的领导说了，谁都可以走，就是江津不能走。他急了，去找八一体工队的大队长，对方向他保证，‘这样吧，林哥，你叫江津再守一年，明年我肯定放。’
‘你别骗我。你说话算数？’
‘算数。’
一年之后，江津转会离开，工资变成一年140万，翻了一番。这一年，他成为中国国家队的正选守门员。
江洪的日子过得也不错。在深圳，他度过了自己职业状态的巅峰期，帮助深圳队打入甲B，第二年又打入甲A，被评为甲A年度守门员。与江津‘老实’、‘本分’、球风稳健的个性不同，江洪‘张扬’、‘难管’、‘桀骜不驯’。每次扑出险球，他喜欢站在门前大喊大叫，他被誉为‘中国最会扑点球的守门员’，出现在深圳的城市宣传片中。他开着敞篷跑车，行驶在柏油大道，‘代表着深圳一种健康、向上、积极的形象。’他还是深圳的‘城市英雄’，后继的则是李云迪。
也是在那一时期，江洪、江津同时被选入了国奥队，他们在上海训练，江永林天天都来场边看球。江洪问父亲，这是不是你最骄傲的时候？——两个儿子同时成了国门。
那肯定骄傲啊，江永林就笑。
但集训还没结束，江洪自己离开了。江津已经是主力，他只能做上不了场的替补。本质上，他是一个要强的人，会在球衣上面让裁缝偷偷绣上小小的胜利的‘胜’字，‘看见弟弟的成功，你会为他感到高兴，为他给我们的家庭带来荣誉感到自豪，但是呢，作为一个同行，又是同龄人，会不约而同地相互比较。’江洪说。
2001年10月7日是中国足球历史性的时刻。在实力和运气的双重加持下，中国男足第一次挺进世界杯决赛圈。出线当晚，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激动地宣称，‘中国足球从此站起来了！’
这是江津职业生涯的高峰：2002年夏天的韩日世界杯，他成为第一个在世界杯决赛圈镇守国门的人。最后一场对阵土耳其的小组赛，米卢为江津戴上了队长袖标。‘我专门问过米卢，为什么选江津当队长，他的意思是，在米家军里面，江津几乎没有缺过集训、比赛，这是对他在训练场上所做努力的一个感谢。’当时跟随国家队采访的记者李响对《人物》记者回忆。
在赛后国际足联的统计中，江津的表现位列32支球队守门员中的第九，这个数字，恰好是中国队在世界杯中的失球数，未进一球。
从世界杯赛场回来后，江津和江洪吃饭，分开在联赛发展以后，他们就很少聊球，但那一回，他们各自谈到了足球人生，江津用上海话对哥哥说，‘阿哥，我的前半生比你要好，你的后半生一定比我好。’
假球
江洪第一次碰到假球是在深圳。有一天，江永林接到江洪的电话，下午的比赛就要开始，江洪却说，教练在赛前告诉他，这一局放一放，他问父亲，怎么办？
‘我当时就问他，你态度怎么样？他说我没有同意，我说这就对了。’
江津对假球也不陌生，1995年甲A，八一对四川全兴队。最后8分钟，四川队的队员见迟迟进不了球，对八一队的门将江津大喝一声：‘江津，他妈的只剩8分钟了’，随后，全兴队一个头球，滚入江津的腋下，‘对方要保级嘛，让帮帮忙，能不帮吗？’江津老实、重义气，‘默契球’是那个年代的潜规则，自己不过是配合执行。
不配合的也有，郝海东就曾告诉朋友，某一年某场球，‘八一队说这一场不许进球啊，我根本不理，我照样进了一个。’曾有圈内人感慨郝海东是‘独狼’：‘为什么独狼啊？没有人缘啊，你最后不同流合污，咱不说“污”了，你不跟他们这样，那你最后就是独狼。你郝大炮，到现在，哪个待见你？因为你在规则之外。’
甲A十年，中国足坛一直笼罩在假球和赌球的阴影中，足球成了官员的政绩，赌徒的摇钱树，成了一部分球员和裁判员先富起来的工具：最经典的一场比赛，好事者事后看了无数遍录像，发现球就是守门员自己拨拉进去的。
刘国江离开八一队后，执教过几支地方球队，他发现自己无法掌控球员，‘比如说这个球员防守很强，那么比赛时，我就交给你这个任务，我说小张，今天你看这个8号，你不要离开他太远，只要他有球，你就上去，讲得好好的。又或者对方是右边锋，你是个做后卫的，你就看好他的右脚。分别都讲好了。到场上不是那个情况，你也不看这个8号，他也不防那个右腿。’ 2002年，刘国江离开职业足球，他说，自己有些心灰意冷，现在，他在青岛专注青少年足球。
假球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来自高层授意，有的是球队之间的交易，有的是受控博彩中心，有的是来自教练和球员个体。假球最猖獗的时候，江永林突然在报纸上看到，江洪所在的陕西国力发不出工资。老两口飞去西安，儿子告诉他们，自己被拖欠了130万。江永林去给儿子讨薪，但对方就是说没有钱。 陕西国力的总经理王珀在足坛有着‘通天教主’的称号，后被判定是中国足坛参与赌球、假球最多的人物，于2012年入狱。一次赛前会上，江洪被公开训斥，‘江洪，挡别人什么路可以，就是别挡别人财路。’
‘其实是打击报复，江洪不肯打假球，他们就不给他发工资。’直到如今，江永林和老伴都坚信这一点，包括后来2007年，江洪被曝出吸毒——他是中国足坛第一个主动承认自己曾有吸毒史的人——当时有舆论认为，这也是被王珀陷害的结果。
‘没有，那个其实真不是⋯⋯（吸毒）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江洪说。
2003年因为不打假球，江洪被限制上场，最终失去了出场资格，不得不提前退役，球队也在这一年降级到甲B。退役后，江洪一度消沉，沉迷冰毒，体重飙升，甚至有轻度的思维障碍。
他的脾气越来越坏，人也变得消沉、自闭，‘在遛狗的时候看着我的狗，我看见它很开心，我就在那里想啊，有一天我能像我的狗那么快乐就好了。’
退场
‘在那个绿茵场的一片乱象当中，江津走了这条路（假球），江洪是抵制打假球的，但是也没有好结果呀。’ 在上海家里，江永林一边说一边点燃了一支烟，他感到自己为中国足球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毁于一旦。‘原来谈到怎么培养孩子，心里是很自豪的，现在有时候也不愿意多谈了。’
自从江津进监狱后，母亲赵桂英天天以泪洗面，几年哭下来，右眼球后面的视神经上长了一个1cm×1.5cm大小的肿瘤。‘江津就是太老实了，他从小离家不在我们身边，对社会上的险恶不清楚。’
最得意的弟子相继黯然离开了足球，启蒙教练刘国江感到非常遗憾：‘非常可惜。在当时来讲，两个人都是到达了中国足球守门员的顶峰。’
退役后为了戒毒，江洪走过一段非常黑暗的日子，他的右臂纹着基督像，这令他获得了安宁。汶川地震时，他一个人进灾区，去了死者枕藉的现场，2013年，他在脖颈又纹了一个唇印——原本想留给未来的妻子，但至今仍孑然一身。
也有惬意的时候，最近一次关于他的报道是在西安，他陪着一帮小孩子玩五人制的足球，友情出演，‘江洪点球大战，扑救失败，“愿赌服输”地从小球员们的胯下爬行通过，换来现场人群的阵阵欢笑。’江洪说：‘如果中国足球环境不那么糟糕的话，如果当年国力环境再好一些，没有遇到后来的那些事，有时候会在想，我肯定会比现在的我好。’
去年出狱后，江津恢复了每周一次和‘梦舟明星队’的足球赛，白岩松、景岗山、聂远、郭涛，一群中年大叔的足球游戏。江津不守门了，他踢前锋。即便被禁止从事足球，但他还想着足球——开一家青少年的足球训练营，像他当年受训一样，培养孩子们。过几个月，他打算去哥哥所在的城市西安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块场地。
中国足球也发生了变化。 2010年前后的‘反赌扫黑’令足坛信誉扫地，有两年时间，央视体育频道不再转播中超联赛，足协曾专门给央视发文件，请求恢复转播，但央视回复：‘由于已知的原因，央视体育频道暂不转播中超联赛。’
身陷囹圄的时候，江津曾看了恒大夺得亚冠杯的比赛——那是2013年，恒大重金砸下外援，以简单直接的模式令中国足球重新火爆，资本再次注入球坛。
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季转会期，中超联赛引进外援的费用上涨到令人瞠目结舌的两亿英镑，巴西射手特谢拉转会费高达5000万欧元，是世界足坛冬季转会的标王。
关于足球，也是有过快乐的。13年前的一场比赛兄弟俩都还记得。
‘有一张我们的照片，比赛完了以后搂到一块儿向球迷招手。’那是2003年，江津的上海队对阵哥哥江洪的陕西队。
彼时，兄弟俩都处于职业生涯的顶点，江津是亚洲最佳守门员，江洪是西安球迷心中的城市英雄。即便当年，一个35岁，一个36岁，都不再年轻。
‘想象不到的，比赛时，我两条腿都抽筋了，我在那不停地勾腿。’遇上这样激烈的角逐，对手又是弟弟，江洪一激动，腿出了问题，但他不能下场。
‘怎么不知道？他都躺地上了，抽筋，别人去给他压腿去了，那还不知道。’回忆到这里，江津就笑，那时候，他在另一边的球门，看到哥哥有些狼狈。
这场比赛最终以1：1告终。最后关头，江津扑出了陕西国力外援射出的点球。江洪既为弟弟高兴又为自己有些遗憾——在西安主场观众面前，没有赢下这场比赛。‘然后一想，哎呀，这也是命运的安排，1：1嘛，兄弟俩，不伤和气。’
比赛结束的哨音吹响了，江洪记得，他坐在球门前，喘着气，弟弟江津横跨过105米的标准足球场，向他走来。那是6月份的夏天，碧草鲜绿，空气中蒸腾着飞溅的汗水，6万人的体育馆满是喊声、喇叭声、鼓掌声。他看着身高近2米的弟弟走过来，伸出手，‘阿哥，没事吧。’两只戴着守门员手套的手握在一起，江洪说：‘没事呢。’
那是兄弟俩最后一次球场的对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