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承父业
也是一个冬天，江洪12岁，江津11岁，父亲江永林送他们去北京踢球。出了火车站，一问，离八一队的训练基地还有30多公里，江永林手一挥，‘打车！’。
‘1980年，我的天哪，出租车打到（基地），20块钱，我爸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60块。一辆上海的伏尔加轿车，我爸坐前排，我和江津坐后排，第一次看到了天安门广场。’江洪说。
江永林已经80岁了，在上海接受《人物》采访时，他腰背挺直，一直到2015年，他依然在当地的老年足球队当门将，足球是他能侃侃而谈的话题。他最接近自己的足球梦想的一刻，是1956年。他是上海青年队的守门员，随队参加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打进决赛圈的球队捉对厮杀，五场比赛，他左扑右挡，没有让任何对手射门成功。后来，总结大会上，新中国足球第一任外籍教练、匈牙利教练约瑟夫专门表扬了他，说上海队的守门员凌空扑球扑得好。
比赛前，江永林听说要选拔队员成立国家青年队，他想这下有希望了，‘要是进入国家青年队呢，我今后到国家队的希望就有了，那时候受的教育，就是要进国家队，为国争光。’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新一代守门员，足球场上的胜负已经纳入事关国家荣辱的宏大叙事，最出色的守门员能得到最光辉的称号——‘攻不破的万里长城’。
‘结果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搞了，不成立了。’
‘我错过了机会，但这个雄心我一直没放弃。’前半生的命运没有让江永林遂意，先是‘大饥荒’，供应困难吃不上饭，他所在的球队被解散，再是1966年‘文革’开始，一个球队11个人也要揪出阶级敌人，后来的八一队主教练刘国江说，当时的八一队球场上，都被种了菜。
江永林回到上海，转业工作，和原是篮球运动员的赵桂英结婚，‘文革’爆发一年后，江洪出生，再一年，江津出生。到了1974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从领导人的口中蹦出，‘当时，我想我的理想没有实现，但是我可以叫我孩子来实现啊。’
江洪是在病床上得到这个消息的，他7岁，调皮捣蛋，从三楼摔了下来，右踝骨折，他记得急匆匆赶到医院的父亲看到他说，‘小子，既然你这么能摔，就跟我练守门员吧’。
而小一岁的江津，哮喘，有着更加辛苦的幼年，‘到晚上就不能睡觉，一躺，躺了就不行，躺了就气喘。’ 江津回忆。
但这并不妨碍江永林每天清晨5点半开始的训练计划。楼下是消防队的篮球场，掀了被子起床，江永林带着儿子们在篮球场上跑操，在楼道里爬楼梯、练跳绳。江津小，跑不了整场的来回跑，就跑半场。
除了练，还得吃。大骨头炖黄豆，熬一大锅，把汤都熬成乳白色。当时，大骨只供应给骨折病人，需要医生开骨折证明才能购买，而黄豆，只有肝病病人一个月才能拿到一斤——都是靠关系，江永林卖掉了自行车、结婚时买的手表，还经常参加单位献血，献血所得的30元报酬，让未来的运动员吃得更好一点。
‘我的兴趣更多的是在音乐、画画和语文课上，还是我们学校唯一被上海市少年宫选去学芭蕾舞的，但面对在我眼里极具威信并且意志坚定的父亲时，当时的我别无选择。’江洪曾回忆，他被认定要‘子承父业’当守门员。
‘江津呢那个时候还小，我说你就跟了后面练，篮球也打打，足球也踢踢，以后让他自由发展。当时我们想，江洪以后送走了（去当足球运动员），准备江津留在身边，没有说培养他当守门员。’江永林回忆。
这样的家庭训练持续了6年，直到1980年，江永林带着儿子去训练场上找到了八一队的教练。江永林踢球，江洪守门，还表演了鱼跃扑球。教练不仅看上了江洪，还看上了陪哥哥去的江津。
‘那时候（江津）个儿就不矮。正好那个时候，中国足球队选高大中锋：后卫长传冲吊、前场用头球来摆渡，设想了这么一个路子。’少年队的主教练刘国江和《人物》记者回忆，他告诉江永林，‘我们也知道你们夫妻俩是为国家培养。你把孩子交给我们，你们就完成历史使命了。’
江津说：‘我爸跟我一说（踢球），我也就答应了，也没什么不愿意的。现在想想，这就是命。’
在即将离沪赴京的那段日子，家里弥漫着从未有过的快乐气息，一向不苟言笑的父亲成了全家最快乐的人。
江洪曾在自己的博客回忆过那一刻，‘父亲坐在那里，一边抽烟、喝酒一边侃侃而谈，那张因为酒精的作用而变得通红和兴奋的脸洋溢着幸福和快感，我在一边静静地望着他，尽管当时的我还并不是太懂究竟是什么能让眼前的父亲竟然如此高兴，似乎完全变了一人。直到若干年后，当我和弟弟江津因为足球而享受其中并且是因为足球而彻底改变了命运时，我才算是真正读懂了当年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