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军事文官的练级路
从这些人的例子上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同是文官带兵,但是明朝带兵文官的整体素质,比起北宋来显然是高得多的,至少,要担当统兵大帅,在明朝并非是仅会写几篇文章就能办到的,像北宋打西夏的时代,范雍徐禧这样的人物能担当一面的荒唐事,放在明朝的绝大多数时期,基本不可能发生。
在文官带兵的模式确立后,对于带兵文官的选择,明朝不但有谨慎的抉择,更有一套完整的培养过程。一个菜鸟文官倘若渴望建功沙场,也必然要经过一番艰难的磨练。
这个磨练过程,从明代几位战功赫赫的文官身上,就可以看的很清楚:首先是要有军事基础,特别是在进入文官体系之前,要经历军事素质上的培养。比如指挥了北京保卫战的于谦,在还是一个童生的时候,就格外喜欢读兵书,不但读更爱写读书笔记。文武双全的一代大儒王阳明,从小不但熟读兵法,更勤练武艺。他在后来平定宁王叛乱后,因为功劳在外,遭到了京军那群职业武将挑衅,非要拉他比射箭,结果王阳明二话不说,当场弯弓搭箭,连发三箭全中靶心。一举压服四众。
但要想指挥千军万马,只有素质还不够,更要经过培养。一个战功卓越的文官,后人在惊叹他文武双全的时候,却大多忽略了,他是怎样修炼到这等级。比如王越,做三边总制之前,他做过两个重要的职务,一是陕西御史,即在陕西边境督查军务工作,正是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对于战争的真相,有了切身的体会。后来他在回忆录《襄敏集》里说,在陕西做御史前,对于军务只是想象,在那里工作过之后,才知道怎样打胜仗。而在朱永受命专征时,他也以“襄赞军务”的身份从军,也就是给朱永做参谋长,亲身出谋划策,并亲历战阵,正是这常年的锤炼,最终使他走向成熟,拥有独挡一面的能力。
王越这样的经历,在明朝官场上绝非误打误撞。事实上,明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对于军事文官的培养,都有一套自然的培训体系,一个最终成为名将的人,背后其实有无数场刻意安排的考验。对比其他人看看就知道了,弘治年间统兵两广,平定叛乱的刘大夏,虽然做御史的时间短,但他之前却在明朝兵部职方司干了整整十年。所谓职方司,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总参谋部”,负责全国军事的战略筹谋。他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对战争的认识,就是在这个看似清水的衙门里造就。
而嘉靖年间和戚继光并称,建立平定倭寇伟业的谭纶,在中进士的第五年,就被任命为南京兵部郎中,在这个任上,由于他受命募兵,抗倭有功,因此才被调任台州知府,负责台州抗倭的募兵抗倭工作,与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密切配合,多次重创倭寇,因此又升任为负责福建军务的福建巡抚,福建抗倭胜利后,又调任两广总督,负责清剿两广倭寇,倭寇彻底肃清后,又调任蓟辽总督,负责抗击北方土蛮部落入侵,可以说哪里有仗打,他就升官到哪里,每一步升官路,都是无数场刀光血影的实战打出来的。以至于《明史》统计说,谭纶不但是武功卓越的文官,更是战场上亲手杀人最多的,他本人武功高强,亲手手刃敌人的数目多达三十人。这样的文官统军,就算是戚继光这种级别的武将,也是绝对服气的。
(卢象升)
想在明朝成为一个战功卓著的文官,就要经过这样一个成熟而艰难的培养过程。套用《亮剑》里李云龙的话说:那得血里肉里滚三回。明朝这些能文能武的牛人,都是这么“滚”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