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三位立体管理模式
然而即使对于文官本人带兵，明朝也并非完全放心，相反是有一套监督体制的。要让文官带好兵，先给武将分好权，给武将们的一颗“甜枣”，就是“总兵”这个职务。
明朝中后期以后，大多数纯粹的职业武将在军事生涯里所能做到的最高官职，就是总兵。（五军都督府大都督，在明朝中后期成了虚职），明朝最早的总兵，设于洪武二年（1369年），但在当时，这只是一个临时性官职，并没有品级，主要是给予担负“专征”任务的元帅的。它真正开始以正式官职的名义确立下来，是在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命何福佩将军印，充总兵官，从此，总兵一职，才以地方最高镇守长官的名义确立下来。
总兵的特点是常驻地方，并且拥有地方军队的管辖权节制权，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事权统一，可以提高边军的战斗力。但为了防止总兵权力过大，明朝在任命总兵的时候，又在总兵之上设立巡抚，用以节制总兵权力。而且随着宦官集团力量的上涨，明朝在各地又开始设立镇守太监，由宦官监军，将文官武将都监视。这样，明朝的地方兵权，就形成了宦官——文官——武将相互制约的模式，如果有重大军事行动的话，在三者之上，明朝才委派由更高级别文官出任的总督经略，用以统一事权。所以说明朝的军制，宦官当家或者武将当家，甚至文官当家都不恰当，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模式。
这个三位一体的模式，究竟效果怎么样。从事实上看，要想这个模式发挥最大效用，重要因素有两个，一是这个模式必须独立运转，在相互平衡中发挥最大效能，切忌外来因素干涉，而造成内部事权不一。
即打仗的时候，这个体系既要权责明确，每一个人该干啥干啥，更要有军事自主权，不能听凭体系外的人瞎指挥。二是委任统帅这个三位一体模式的人，即总督（包括经略，督师），必须是富有权谋手段，善于调和矛盾，并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干才。放在官场上，这种人显然是打着灯笼也难找。
但真放在明朝实际的历史上，我们却不难看到，这样的人真不少。除了曾痛打麓川叛军的王骥外，另一个典型就是北京保卫战时的兵部尚书于谦，而这场战斗的结果，也是明朝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并以胜利迫使瓦剌放归了明英宗。于谦之所以会在明英宗复辟后被害，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开罪于北京保卫战时的战友——忠国公石亨。俩人的交恶除了私人恩怨外，一个公事上的原因，就是于谦执着推行“以文制武”的理念，开始在边地大规模派遣文官巡抚治军。但于谦的死，却没有阻止这个潮流。
（于谦画像）
到二十年后的成化年间，明朝发动对河套鞑靼部落的大规模进攻，然而最早担任专征任务的，都是诸如公爵朱永这样的职业军人，然而几次出征，却最终劳而无功，真正为明朝完成目标的，却是一位真正的文官——三边总制王越，他在成化年间两次发动战役，取得“咸宁海子大捷”，因功被封为咸宁伯。弘治年间，一样是他总制三边，取得击败蒙古达延可汗的贺兰山大捷。以至于蒙古骑兵看到他的战旗，竟会吓得望风而逃。
虽然王越本人因为与宦官汪直交好，晚年又结好宦官李广，以至名声受损郁郁而终。但如他这样文官统兵的模式，之后却越来越多，王越之后接任三边总制的，是同样以军事才能著称的文臣杨一清，到了嘉靖早期，在北方战线上对蒙古作战战功最卓越的，也同样是总制三边的文臣曾铣。而在东南的抗倭战争中，虽然后人津津乐道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卓越战功，但成功驾驭他们，并赢得战争胜利的，却是先后担任浙直总督的胡宗宪与谭纶，尤其是谭纶，他不仅是戚继光的老上级，更是戚继光的亲密战友，在嘉靖，隆庆年间，世人说到戚继光的战功，总是以“谭戚”并称。
到了“万历三大征”时期，为明朝平定播州的，是文官梁梦龙。为明朝最终鼎定抗倭元朝战争胜利的，是文官刑阶。而即使是被后人诟病颇多的明朝——后金战争里，给予后金重创的方面大将，同样也多文官。且不论有争议的孙承宗袁崇焕，毫无争议令努尔哈赤苦不堪言的熊廷弼，同样也是文官。而在崇祯时代开打的明朝镇压农民军战场上，给予李自成等农民军最惨重失败的，诸如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等大将，一样都是文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