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崔永元11日在微博中称，崔永元公益基金准备培训100名湖南乡村教师，“湖南省教育厅回复：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我们非常愤怒，在此正式评价湖南省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

　　与崔永元公益基金的遭遇对应的是，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已开放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的登记——对社会组织“松绑”，已由共识迈向行动。但湖南省教育厅“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的回应，就将一个亟待破解的现实难题摆在公众面前：“入门”限制取消或降低后，真的就意味着社会组织发展水到渠成了吗?

　　以崔永元此次遭遇为例，我们暂不论湖南省教育厅表态动机何为，但“三不”回应透露出的不合作意味，却是显而易见的。表面看，正如有网民所说，“不反对就不错了”，但囿于长期以来集体培训都由政府机构出面组织的习惯，贸然出现的公益培训，在无官方明确支持下，难免让个别学校甚至教师存在戒备心理，这显然无形中增加了培训计划的被接受度。

　　还有必要看到，在政府部门掌握了绝大部分资源，且严格靠指令来推动工作的语境下，纵使上层表态“不反对”，底层的异化抵触也不容忽视。由此，不合作，客观上就是一种阻力。

　　而从社会组织的具体运作特点来看，较之于解决登记难，解决发展难的问题或更具挑战。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组织，还处在一个过渡阶段，一方面，需要权力收缩，以扩大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实际操作中又需要政府行政资源为社会组织的后续发展注入活水，如政策支持、税收优惠、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但无论权力收缩还是政府扶持，阻力都还一定程度存在，崔永元的遭遇就是明证。

　　崔永元作为名嘴、全国政协委员，其话语权、影响力自不待言。崔永元公益基金尚且遭遇地方政府机构“软抵抗”、“不合作”，其他众多社会组织的遭遇，更可想而知。

　　所以，这不该是崔永元一个人的愤怒。“乡村教师公益培训计划”的遭遇，也可说是现阶段社会组织生存状态的缩影。那就是，即便在宏观政策上，民间组织得到了正名，但在更为复杂的操作层面，认知偏差(如“事不关己”的消极心态、一旦出现利益纠葛就刻意制造程序障碍等)的消除，并非一日之功。

　　鉴于此，放开身份登记只是帮助社会组织走向了发展壮大的第一步，“放行”之后，还需要政府职能部门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从制度层面为社会组织打通畅行的“任督二脉”，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