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论
乾隆时期，八旗汉军出旗所引发的汉军身份变化是清廷调整社会内部矛盾和对各集团利益重新分配的必然结果。当然，它与清廷对待汉军的一贯态度也是直接相关的。清朝统治者虽然宣称“满汉一家”，但内心深处仍然带有难以逾越的民族观念。同时，汉军的出旗无论对汉军、满洲还是清代社会的发展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首先，八旗汉军的出旗是一种在盛世笼罩下的潜在危机的暴露，清王朝在入关之初对八旗采取的“恩养”做法，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祸根。王朝中期以后，限于维护国家稳定的需要以及少数民族政权特有的民族思想，清廷对八旗生计问题始终拿不出一个既能治标也能治本的解决办法。乾隆中叶的汉军出旗虽然在短时间内缓解了这一矛盾，使得出旗为民的汉军较早获得了养赡自身的谋生本领，并对改善八旗制度内外的汉军旗人生存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有助于维护满洲正身旗人的利益和保持八旗制度的正常延续。此外，汉军出旗也使得八旗内部的分利群体缩小，造就了一个利益目标更为一致、凝聚力更强的核心统治阶层，从而维持了康乾盛世的延续。总的看来，彻底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从根本上颠覆八旗制度，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八旗制度在当时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清政权稳定的基础。在此情形下，乾隆帝只有因地制宜，将八旗内部族属差异较大，也最容易安置的汉军派遣出旗为民。当然，乾隆帝的出旗政策是由其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和本民族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也是其一贯施政指导思想的必然产物。乾隆帝的为政风格是“仰承皇考诒谋远略，一切章程，惟有守而不失。间或法久弊生，随时酌量调剂则可。若欲轻议更张，不独势有不可，亦朕之薄德，力有所不能”。在此执政原则的指导下，八旗生计问题愈演愈烈。拖延之下，到道光时期，八旗问题已积重难返。国家统治的军事基础在大厦将倾前率先崩塌，清王朝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
其次，八旗汉军是清代游离于旗人与民人之间的尴尬利益群体。这种尴尬主要来源于有清一代，作为征服者的满洲与中原汉民族间持续存在的矛盾与冲突。一方面，汉军具有满洲贵族统治中国所不具有的特殊优势，他们可以起到满人难以达到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八旗人满为患，解决旗人生计的现实问题又迫使清廷必须采取确保满洲既得利益和根本地位的应变策略。在这种两难情况下，八旗汉军因为“其初本系汉人”的特殊身份被朝廷首先抛弃。这一特点在八旗汉军出旗标准的选定以及出旗后遗留兵额的分配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中，与清廷关系较密切的京畿禁旅八旗采用自愿原则，出旗人员较少，而且出旗后补偿优厚，甚至出现了在京出旗后到地方加入驻防的奇怪现象。而驻防八旗则基本采用命令手段强迫出旗，善后事宜的安排也远不及京旗的妥善严谨。
乾隆朝以八旗汉军为中心的出旗政策实质是清初形成的势力集团间利益的再分配，也是清廷面对八旗体制内部积压近百年的各种矛盾的一次尝试性解决。八旗汉军作为清代统治集团内部实力最弱，与满洲统治集团关系最为疏远，也是最有可能顺利完成出旗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削弱，但同时也孕育了变革的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