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不仅是德国的敌手和集中营里的囚徒，就连德国国防军的士兵都把党卫军视为一支令人生畏的特殊队伍。
党卫军的名称来自党卫队。“党卫队”的德语原文是“Schutzstaffel”，意为“护卫队”，缩写为“SS”。高度军事化之后的党卫队称为“党卫军”，在德语中称为“Waffen-SS”，直译应为“武装护卫队”。我以前读过一些关于“二战”的书，对“武装护卫队”不算陌生，但对这支号称是“德国陆海空三军外的第四支武装”的真正有些了解还始于对艾卡特的采访。
艾卡特曾是党卫军中的普通一兵，他是在战争后期才加入这支队伍的，而且只干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尽管如此，与很多远距离观察党卫军的人比较，他对这支军队的诠释无疑更具权威性。
2002年，朋友介绍我认识了艾卡特，他住在萨克森－安哈特州的农村，当时已经79岁了。我登门拜访时，他正在收拾门前的菜地。生活在城市的德国人喜欢在门前空地上种草，而住在满目草场的乡村的农民却更喜欢在自家的院子里种点蔬菜。艾卡特和我握手后说：“自己种的菜，不施农药，不上化肥，纯天然，吃着放心。”
老人有些驼背，身材显得比较瘦小。他头戴一顶东德时期的布军帽，说话缓慢，但头脑很清楚。他和一个从外表上看比他年轻不了多少的独身儿子住在一起，他住在楼下，那个“老”儿子住在楼上。这座外观寻常的小楼在当地也算是一幢古建筑了，它是艾卡特的先人在1850年建造的，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1923年4月14日，艾卡特就出生在这里。
艾卡特中学毕业后选择了钳工作为职业，在1938年到1941年之间当了3年学徒，接着就参军了。
他说：“从童年到参军的这十几年时间里，我经历了德国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巨大社会变化。希特勒上台之前的全国性饥饿、 1933年后的经济振兴我都亲身感受了。‘二战’前夕的德国人，包括我，都很振奋、自豪和齐心，当时有一句最常听到的话就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专制给德国带来了经济奇迹，使德国在和英、法民主的竞争中占了上风。老百姓看见了魏玛共和国实行的民主体制没有成功，也看见了纳粹党执政后所推行的独裁体制在经济上的成就，他们没有理由去讨厌和抵制专制。《我的奋斗》有多少老百姓读过？我没有，我认识的人中间也没有什么人读过。民众看重的是实际利益，信任的是给他们带来这些利益的人。在这种心态下参军，多数人的态度是积极的，要不然德国军队也不会这么能打仗。
“我最初并不在党卫军， 1942年3月入伍的时候加入的是空军，做地勤工作，先在法国南部接受了4个月的训练，然后在法国中部担任机场警戒任务。从1942年9月开始，我接受了半年的飞机机械师的培训。按照上面的安排，培训后我们本应调到北非战场，但那里的战局在我们的培训结束时已经糟糕到了完全丧失增兵意义的地步了。1943年5月，德国在意大利的北非军团在突尼斯投降，被俘德军人数达到了13万人，北非被盟军完全控制了。于是我们被派到了意大利的撒丁岛，当时盟军正在准备登陆意大利。
“那时的飞机航程不远，撒丁岛是德国空军在南欧地区的一个中途加油站。我的任务是吊装炸弹、保养机械、还得给飞机加油，好让这些飞机能从这里出发前去攻击在北非的英国军队，破坏和延缓他们登陆意大利半岛的计划。在地中海的这座大岛上，我和一群弟兄们天天都在猜测，盟军登陆会选择在什么地点？是我们所在的撒丁岛还是西西里岛？幸运的是，盟军最终选择了西西里岛，我们在没有发生任何战斗的情况下从撒丁岛撤回到了意大利半岛本土。
“1943年9月，我被调到意大利北部，在一个又一个的机场之间不停地调动。在法国和意大利，我负责维修保养的飞机主要是容克52型（JU52）运输机，这种飞机的动力有两千马力，在飞行了上百次后，就需要换一次马达。
“1944年，德国的燃油日益紧缺，飞机也大量减少，制空权已经完全被美、英空军操纵，德国空军气数已尽了，我们工作量也就随之减少。在这种形势下，我在这年的9月被调回德国，然后就被派到东线战场，编进了党卫军。
“由一个远离前线的机场机械师变成了一个必须在一线拼杀的党卫军士兵，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背景是：1944年7月20日，以施陶芬贝格上校为首的一批德国军人谋刺希特勒的计划失败，这使得希特勒对国防军的猜疑加大，决定在军队中增大了党卫军的比例，他采取的方式是把很多国防军士兵直接编入党卫军系列。就这样，我被编入了党卫军第5师——维金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