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没有如果
可惜好景不长，厄运接连而至。先是公私合营的风声传出，上自工厂下到剃头匠和钉鞋匠，所有行当、所有人员全都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其实，公私合营的实质就是私营业主交出经营权，消灭资本主义的土壤。几十年后再回首那场“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公私合营运动，不免令人苦笑。刚刚有些起色的民族工商业被这场运动打个措手不及，犹如春降寒霜，禾苗尽遭摧毁。
益康餐馆是金默玉的心血，听到益康餐馆将要公私合营的风声，她的心境可想而知。正值此刻，一位干部出于好心，建议她到北京编译局工作，说国家正需要她这种懂外文的人才。一考试，她娴熟的日文、英文令人赞叹，不久就接到录用通知书。
告别了益康餐馆当了公职人员，原以为如此一来不会再面对波澜，谁知成了公职人员后不久便厄运降临，莫名其妙地成了“反革命”，被判了15年徒刑。
起因是她的好友向组织反映，说金默玉经常收到日本寄来的钱款和衣物……原本金默玉的身份就“耀眼”—“大汉奸”川岛芳子的胞妹，再加上胞兄金宪立解放后不留在新中国反倒逃往日本等等，这一切就是“重点中的重点”。如今有人揭发，揭发人又是她的好朋友，正好有了逮捕她的由头。
“文革”中，在监狱服“反革命罪”徒刑的金默玉接到一纸离婚申请。金默玉一看字迹便知道了原委，因为离婚申请书上的字迹清晰可辨，那是马万里闺女的字，而不是马万里的字。金默玉并没点破这层窗户纸，而是平静地签了字。她理解马万里闺女的用意，这能怪她吗？她这也是让父亲少些麻烦，也是尽孝啊。
南边的苏州胡同尚在事后得知，马万里的心的确没变，金默玉被捕后，屋内的陈设依旧，唯一的变化就是他的话更少了，作画也不似先前了。他数着日子，盼望15年早点过去，他好和爱妻再续和谐生活。无奈“文革”爆发了，从未见过、从未想到的事铺天盖地而来，闺女要他跟“反革命”继母离婚，他不肯，闺女自行写了离婚申请书，他则不做声，他自己不怕受“反革命”妻子的影响，可闺女呢？作为父亲，他不能不替闺女想……
洋溢胡同化成了大厦前的小径，益康餐馆已荡然无存
1979年，金默玉得到平反，被安排到北京文史馆工作。到了80年代，日本皇族幹子女士来北京找到昔日的学友，幹子女士是溥杰爱妻浩夫人的妹妹，早年和金默玉同在日本贵族学校读书。经幹子女士牵线，年近七旬的金默玉与诸多日本同窗恢复了联系，曾几度赴日聚会。
再后来，不甘寂寞的金默玉老人决心为中日邦交做点实事。于是，她在京郊廊坊办了一所学校教授日文，办得很出色，而且置下房产，定居廊坊了。与金默玉办了离婚手续的马万里，独身度日，直到终老;而金默玉曾与一上海人组成家庭，但没有子女，其生活也无法与昔日“金马”的惬意生活相比。
几十年匆匆过去，益康餐馆却依然留在一些人的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昆曲名家周铨庵回味益康餐馆的川菜，说眼下的川菜远不如益康餐馆的香。周先生还回忆，说益康餐馆的装潢典雅而不奢华，温馨而不媚俗，还说这是跟东家金默玉本身的素质是分不开的。
周先生还清楚记得，袁涤庵与章士钊在益康餐馆小酌时的一席谈。章士钊对年长的袁涤庵说：“当年捐助留法青年的两万块大洋，本是您让我转交，但您嘱我别提您，我就一直没提，如今这光环越来越耀眼，我也越来越汗颜，我要向世人说出实情，不能再……”
袁涤庵坦然一笑才作答：“你我挚友，何分彼此。况且都已垂暮之年，昔日的陈谷子烂芝麻还提它做甚？别把它当回事，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袁涤庵何许人？晚清举人，当过官，后来投资矿山成了实业家，北京的自来水公司、电车公司都是他的首创。民国初任众议院议员，解放后回复周恩来，说自己年老体衰，无意为官，推卸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对益康餐馆而言，仅用“常客”称呼袁老欠妥，因为益康餐馆俨然成了袁老的“点”，隔三差五就邀人来此一聚。准确地说，袁老是益康餐馆第一号“财神”才对。
回忆往事，周铨庵为金默玉惋惜，为益康餐馆惋惜：“如果金默玉不离开，如果不搞政治运动，如今的益康餐馆定会稳坐北京川味菜的头把交椅，说不定分号早就开到东京银座去了。”
历史没有如果，惋惜却有道理。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