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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芳子胞妹金默玉和她势不两立

来源:小编整理2016-11-07 11:19作者:黄日展

金默玉

  困境中遇到贵人

  1949年年底,大哥宪立陪日本籍的大嫂回转日本定居。临行前准备撂下一笔钱,但事情突然变故,无端被小人坑骗去一笔数目不菲的钱款,无奈之下告诉金默玉,说不日便从日本寄钱过来。

  同时,大哥大嫂留下一儿三女托她照料,二哥也把两个小孩放在她这儿,再加上老保姆娘儿俩,统共九口人的饭食归她操心。而此时此刻的金默玉只有100万块钱,折合成后来的人民币就是100块。但是在送大哥、二哥走时,金默玉一脸从容,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像大哥待我那样待侄子侄女。

  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都知道,“文革”初期的沙发、席梦思、钢琴和西装等沾洋味的东西最不值钱。上世纪50年代初,上述这些东西也不值钱,洋溢胡同西口的东单广场上,这些物件一堆堆往外卖,可在食品短缺的年代,填肚皮谋生存是第一需要,那些都是身外之物,顶不了吃解不了饥,连问价的都鲜见。

  串巷打鼓的倒是收,一件貂皮大衣给的钱买不了100斤大米,一张八仙桌也就换两袋面。可不卖咋办?九张嘴得天天吃饭呀!就这样,卖了东西买粮食,不管怎么说,没让侄子侄女挨过饿。

  一年后,大哥宪立寄来一笔钱,金默玉攥着寄来的钱琢磨,是干啃这笔钱坐吃山空呢,还是用这笔钱当本钱干点事?思前想后,终于下定决心,用现成的房子开间西餐厅,赚钱养活侄子侄女。把这主意跟保姆一说,保姆说:“成,做西餐我不会,零七八碎的杂活我包了。”

  第二天,金默玉就忙着起照、找人,那时申请执照和找人都不难,没几天工夫“益康食堂”就开张了。刚开张那几天,客人不少,利润还成,可几天之后,一天不如一天,有时竟下板不开门。金默玉把吉士林西餐厅的经理请过来,求人家指点迷津。来人道出三大理由:其一,吃西餐的人原本就不多;其二,地点太偏僻;其三,宅院式场所与西餐环境不合。来人还劝她早早关张,说早关张早好,晚关张多赔。

  正在这进退维谷之际,“贵人”上门。“贵人”是年过六旬的四川籍老汉,这位老汉早先为官,后定居香港,如今随老伴进京安家,家宅就在附近。“我看你这不是一天两天了,开门不上座哪儿成?我建议你改卖担担面,准成。”老汉自报家门后,向金默玉建议。“担担面”?还“四川风味”?从没到过四川压根儿不知“担担面”为何物的金默玉如坠云雾中。老汉见状,一拍胸脯:“卖四川担担面,包你有赚,你若不信,我也投钱。”

  不知道是老汉的诚恳,还是老汉的四川味普通话起了作用,金默玉不仅采纳了老汉的建议,还接受了老汉的投资。不过,悬着的心并没落下来,对能不能赚到钱,心里依然没底。

  有人传言,说这四川老人后来追求金默玉,弄得不欢而散,那是以讹传讹。纠缠金默玉的另有其人,是餐馆内的一位雇员,根本不是这位四川老人。这位四川老汉的出谋和投资是出于热心,或者说是有经营头脑。

  几个月过后,金默玉笑了,顾客盈门,每天都得“抄桌”,不是一般的红火,跟先前的西餐买卖截然不同。

  金默玉留心观察,来这儿吃饭的多是两拨人:一拨是四川老家如今在京工作的人;另一拨是抗战期间避难四川,吃了八年川味吃上了瘾的人,而这两拨人在附近的北京日报社和青年艺术剧院都不鲜见。

  金默玉还观察到,由这些常客引来一拨又一拨的回头客,而这些上门客都对川味情有独钟。由此金默玉琢磨,要想留住回头客,首先得菜肴地道,再就是环境整洁和待客热情。留心加下力,金默玉的“益康食堂”越办越好,后来这“益康食堂”让齐白石大师改成“益康餐馆”了,生意也更上一层楼。

  白石老人是被关门弟子许麟庐先生拽过来的,许先生是实业家兼画家,同时又是和平画店的经营人。荣宝斋、南纸店代画家卖画但要抽头,即按比例提钱,而和平画店分文不取,无偿服务,所以在老一辈画家中,赞叹许先生为“大侠”者为数不少。许先生开的和平画店,离金默玉开在洋溢胡同的益康食堂不远,湖南籍的白石老人对川味乐于享用,所以但凡白石老人光临和平画店,准被拽到益康食堂。

  有一回用餐之后,许先生提议为益康食堂改名,说从装饰到菜肴分明是餐馆,干吗叫食堂?白石老人听着有理,就挥毫写下了“益康餐馆”,随后签名用印。自此益康食堂变成了益康餐馆,而随着白石老人所赐名号挂出,益康餐馆的名气又长了几分。郭沫若、谢添,乃至北京市的领导刘仁都闻名而至,成为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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