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喦回忆，1945年8月10日，溥仪出逃的前一晚，将内廷中所存的大量电影胶片、照片、书刊、画报、信件、文件，交给自己和其他亲属，让他们分别到缉熙楼的地下锅炉、球场和游泳池进行焚烧，因为物品太多，险些酿成火灾。
而在8月15日日本投降当天，在逃亡路上，溥仪又让随侍李国雄将剩余的最后资料—自己的日记销毁。据溥仪另一个侄子毓嵣介绍，溥仪的日记从天津时代记到了伪满末日，有很多本子，上面还依次编上了顺序号。
如果这些证据出现在东京法庭，溥仪的证言将更具有说服力。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不管“黄绢信”是真是假，布莱克尼的逻辑也无法成立。前苏联学者斯米尔诺夫在其著作《东京审判》一书中，对于被告律师的辩护手段颇不以为然，他写道：“至于说溥仪成了投敌分子是自愿还是被迫的问题，这个情况只有在决定他个人命运的那一天，即当他作为被告人而不是证人应对中国法庭回答时才有意义。”
溥仪是不是有复辟的想法，丝毫影响不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实。
黄绢信没能奏效，布莱克尼仍不甘心，他转而攻击起了溥仪的心理防线：“1931年，中国政府把你当做卖国贼通缉，你知道吗？你想过没有，最终你自己也要以战犯身份受到那个国家的审判！”
但是布莱克尼再次失算了，一直担心会被送回中国受审的溥仪并没有因此推翻自己的证言。
8月27日，溥仪完成了作证任务，乘机返回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