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不知道！”
布莱克尼：“是不是郑孝胥写的？”
溥仪：“不像。我看就连他的签字也是假的。印鉴在我自己手里，盖在这封黄绢信上面的是大印鉴，我不知道。再说在天津时期我是个平民，从来没盖过皇帝御玺。”
布莱克尼：“你在天津曾使用过皇帝专用的黄色纸写信吗？”
溥仪：“我一向只用国产的普通信纸。”
溥仪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检察长季楠当庭提出建议：鉴定此信，被法庭采纳。最终，法庭鉴定认为黄绢信是伪造的。
当时的新闻媒体纷纷大篇幅对“黄绢信”一事予以报道，文章重点大多放在了“诋毁溥仪文件变成战犯罪证”上，讥讽布莱克尼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走下证人席
七年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承认，在黄绢信这个证据上，他撒了谎。
王庆祥告诉记者，那封“黄绢信”确实是溥仪亲笔书写，并托家庭教师日本人远山猛雄带给南次郎的，同期转达的还有一封写给日本大帮会黑龙会会首头山满的信件。
这也正是伪满洲国覆灭后溥仪一直惶恐不安的原因。在伪满洲国的成立过程中，他并不是完全被迫，他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在为审判日本战犯作证的同时，溥仪也在极力为自己开脱着。
也正是因为这种心态，溥仪手中本来存有大批指证关东军罪行的物证，却因为怕牵连到自己而付之一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