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尹嘉铨晚年求名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且被其悍妻所逼。据尹嘉铨供认，他之所以如此是被家中悍妻威逼才向皇帝要名声。原来，尹嘉铨在致仕退休之前，曾经事先答应老婆，觐见乾隆时要讨一顶花翎回家。但是，当时乾隆不仅没有赐他花翎，而且自此对他十分厌恶。尹嘉铨致仕退休之后，在他的这位凶悍的老婆面前始终抬不起头来。
其实，作为一名致仕退休官员的老婆要求有荣誉感，希望老公有个好名声，这也无可厚非。但是，这个要求也要有个底线，不要让老公太为难，更不可强求。尤其是不能让老公到了不顾生死地向皇帝狮子大开口的地步。尹嘉铨在老婆逼迫下，狮子大开口，伸手向乾隆要名声，讨荣誉，结果险些将全家的性命都快要陪上了。
乾隆四十六年，即公元1781年。这年4月17日，大学士三宝、英廉及涉及此案的各部、司人员给乾隆皇帝奏疏，上报了尹嘉铨的罪证及刑审情况，最后建议将尹嘉铨凌迟处死，家产全部入官，所有书籍尽行销毁，其缘坐家属，男16岁以上者皆斩，余人给付功臣之家为奴。
当日，乾隆看过奏折后，立即下了一道长达千余言的上谕，历数尹嘉铨处处罪状，认为本应“凌迟处死，家属缘坐”，但为了表示皇上的大度，决定“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
三日后，又复旨道：“尹嘉铨悖谬书籍既多，其原籍亲族戚友必有存留之本，著传谕袁守侗明切晓谕，令将其书籍板片悉行呈出，毋任隐匿，一并解京销毁。”饬令各省封疆大吏，尤其是尹嘉铨家乡直隶和他曾任职的山东、山西、甘肃等省督抚，详细访查，“倘查办不实，致有隐漏，别经发觉，必将原办之该督抚等治罪。”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地查抄审阅，结果各省督抚将缴到的尹氏文字封送北京集中处理。尹嘉铨自著之书全部焚毁，由其疏解或作序的书则用抽毁的办法将其文字剔除。最终销毁尹嘉铨著述编纂书籍79种。
包括《贻教堂文集》、《近思录》三编四编、《随王草择言》、《皇清名臣言行录》、《尹氏家谱》、《思诚轩奏疏》、《二山尺牍》、《就正录》等等。抽毁的有尹嘉铨疏注的《礼仪探本》、《共学约》、《小学大全》；作序的有《女孝经》、《家礼存义》、《纲目凡例释疑》、《作吏要言》等等。
这种以书罪人、杀人、以人废书、禁书的情形在清代是司空见惯的。尹嘉铨深陷文字狱惊天大案，其个人和著作的命运也就在劫难逃。本人先是被捕、抄家；继而拷讯，查审著作和藏书；最后“照大逆律”处绞。而他的各种著作，无论是否大逆不道，是否触犯禁忌，一律销毁。这起“为父请谥”的奏折引发的“古稀案”文字狱的惊天大案，尽管彰显清代封建帝王的专制和残暴，但是从中也看出尹嘉铨这样追名逐誉官员的无耻和贪婪。
如今看来，尹嘉铨的“古稀案”的虽然是一个特殊的案例，是一个害怕悍妻的退休官员所造成的。但对当今桑榆晚景的老人来说，还是很具有惕励的特别意味，值得人们深思。其实，人的一生就是一道加减法，年轻时不断地追求，不停地增加，是加法；进入老年以后，便是减法了，一直减到晚年两手空空，如同刚出生般赤条条地离去，一切归零。所以到了一定年纪，就要见好就收，鞠躬谢幕，让人生自动切入另一道风景，让前台的灯光转换成幕后的明月，何尝不是人间的一大快事呢？
还是唐朝大诗人刘禹锡在《酬乐天咏老见示》一诗中说得好：“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即便到了桑榆晚景，还是有红霞满天的。人老了更要有一种豁达乐观、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千万不要像尹嘉铨一样，退休后还要因名所困，为名所累，最终为了名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