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看过电视连续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的人，大概都记得清朝贪官和珅与乾隆皇帝密谋罗织“清风案”文字狱的罪名，就是一句诗：“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可以说，这个所谓的“清风案”让许多现代中国人都知道了清朝康乾盛世时期实行文字狱的严酷与荒唐。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严酷与荒唐既源于清代封建帝王的专制和残暴，也源于当时官场的黑暗，以及官员的无耻和贪婪。
当时，因一句诗而被定罪的文人士子数不胜数：扬州举人徐述夔的诗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句，被曲解为是反清复明的口号。礼部尚书沈德潜作诗咏黑牡丹，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诬陷为辱骂满清夺了朱氏江山。这二人皆被戮尸。江苏生员韦玉振行文中僭用了一个“赦”字，被仗刑三百，服役三年。湖北生员程明湮为一位老人写寿文，用了“创大业”三字，被凌迟处死，亲属也受到牵连。安徽贡生方芬的诗集中有“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一句，不仅被刨坟戮尸，而且祸延子孙。
其实，“清风”、“明月”是历代文人的热门话题，但在清朝作诗行文稍有不慎，用了这两个词就被会成为反清复明大罪，轻则身陷囹圄，重则横受诛戮。康乾时期文字狱的兴起，也给一些挟怨小人提供了报仇之机。他们挖空心思在对方诗文中寻字摘句，进行诬陷。只要是狱案一成，不仅会家破人亡，而且会株连亲友，祸及子孙。但是，也有一些官员由于无耻和贪婪，而让自己的深陷文字狱的惊天大案之中。当时，这方面最有名的文字狱大案是“古稀案”，这个案件的主角是乾隆时期的三品大员，官至大理寺卿的尹嘉铨。
尹嘉铨，举人出身，先后作过山东、甘肃等省的司、道等官，后来升调为大理寺卿，官正三品，居九卿之列。他在任大理寺卿时，负责稽查觉罗学，就是以大理寺卿的官衔负责满族贵族子弟的教育。乾隆时期，他曾请令旗人子弟同汉人子弟一样读《小学》。
《小学》是朱熹编辑的一本以符合封建道德的言行为主要内容的儿童教育课本。尹嘉铨也以名儒自居，自编了一本《小学大全》。乾隆四十六年，即公元1781年，致仕退休后回到老家河北博野。当年4月，乾隆西巡五台山驻跸保定，尹嘉铨一心想要参加接驾盛典，但苦于没有圣旨要传召他觐见，后灵机一动，想到了其父尹会一，便草拟两份奏折：一是请谥，二是从祀。若是乾隆恩准，不但自己博个孝子名声，而且自己还能乘机大出风头。
于是，便派儿子先将自己“为父请谥”奏折送去让乾隆御览，自己呆在家中等候消息。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乾隆看到他儿子替他送上来的“为父请谥”的奏折后，却大为恼火，立即提笔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于是下旨，将尹嘉铨 “拿交刑部审讯，从重治罪”，并下令大学士三宝、英廉和直隶总督袁守侗查抄尹嘉铨在京师和老家的家产及书籍。
大学士三宝、英廉奉命查抄了尹嘉铨在北京的家产，并搜查出其家藏书大小311套，散书1539本，未装订书籍一柜，法帖册页65本，破字画58卷、书信一包计113封、书板1200块。直隶总督袁守侗又查没尹嘉铨之父尹会一祠堂一所，随祀田地84亩之多，又有义学田一顷。另外，还搜出大小四十六箱书籍，派员封送北京，交英廉一并检阅。
尹嘉铨是当时颇有名望的道学家，非但藏书丰富非一般人能望其项背，而且著述之多也不是普通文人、官僚所能比拟的。他自己撰写、编纂的书有八十余种，加上由他注解或代作序文的书，总共约九十多种。这些书都是英廉等人检阅的重点，最后从其中发现了一百三十多处悖逆文字。更要命的的是，他在《名臣言行录》中自称“古稀老人”，而当时乾隆曾于乾隆四十五年70岁时作御制诗称自己为“古稀”，并刻了一方“古稀老人”的章，尹嘉铨如此自称“古稀老人”便是犯了大忌。于是，“为父请谥”的奏折便引发了一起史称“古稀案”文字狱的惊天大案。
尹嘉铨被抓到京城三堂会审，前后被提审了十七次。审官当堂羞辱他，大批特揭其强娶烈女为妾道德败坏一事。直批得尹嘉铨跪在堂下一边掌自己的嘴，一边痛哭流涕骂自己欺世盗名，是寡廉鲜耻的假道学。就这样，这位学者型的官员，致仕退休后还不知道保持晚节，却因名所困，为名所累，最终为了名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