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唐代反腐败立法和措施都带有很大的特权性，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唐朝法律所规定的“八议”（是有关八种特权人物犯罪在适用刑罚时的优待原则）、“官当”（凡官员犯罪，皆可以官品抵挡刑罚）、“赎罪”等一系列条款就足以证明。这些方式，将贵族官僚的特权法律化、制度化，使其的特权较之前代更加广泛，更加系统，反映了唐代反腐败法律的特权法性质。虽然唐代的贪腐最新规定不能使用“官当”顶罪，但这些特权的存在导致惩贿法律得不到彻底执行，严重阻碍了依法治吏的有效运行。这也是受贿腐败之风屡禁不止的缘由
封建王朝无法做到“依法治国” 唐朝也不例外
比如，唐太宗时对贪腐打击很严厉，唐太宗本人“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但贞观十二年，宗室江夏王礼部尚书李道宗犯赃下狱，太宗谓侍臣曰：“朕富有四海，士马如林，欲使辙迹周宇内，游观无休息，绝域采奇玩，海外访珍谨，岂不得邪？劳万姓而乐一人，朕所不取也。人心无厌，唯当以理制之。道宗傣料甚高，宴赐不少，足有余财，而贪婪如此，使人嗟惋，岂不鄙乎！”发了一大通议论，说得也很有道理，但江夏王的处理仅仅是“遂罢官，削封邑”。宗室亲王符合八议特权标准，处理起来就只能手下留情了……
同样帝王的私人意见和偏好也会影响对贪腐的法律惩处。又如唐太宗长孙皇后的族叔长孙顺德受贿的事件中，长孙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太宗不但没治罪反而“赐之绢”，并说“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太宗运用儒法思想，对赃吏长孙顺德的处置，让其受辱来取代受刑，这种惩治赃吏的方式凌驾于法律之上，让一些有特权的赃吏逃避了法律的制裁，破坏了法律的公平性。
而封建王朝的政治腐败也会影响法律对贪腐的惩处，托人情，求干系，使得有法不依，执法枉纵。如唐中宗时姚绍之为左台侍御史，坐赃，被监察御史魏传弓按问，得赃五百万，法当死。韦后女弟救请，故减死，贬琼山尉。因为皇后的妹妹出面讲情，就能逃脱处死的惩罚，只是贬官了事。
而且，封建社会最高领导人--皇帝不受法律监督。历代对官吏的第一要求是“忠君”，其次才是“廉政”。皇帝认为的“忠臣”受贿枉法，皇帝自然多有包庇纵容。比如武则天的宠臣张宗昌贪赃四百万之巨，即便不死，也应罢官，而武则天以其有主炼长生药的功劳，免于法律追究。
唐代在惩治当时形势下的受贿罪可谓做到了有法可依，但能否发挥好其效力还要依赖于执法这环节。因此，在封建等级社会里，反腐败法律不可能真正严格执行，导致贪官赃吏仍然比比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