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张开善在《中共党史资料》上发表《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记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功勋科学家》一文，细数王淦昌、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程开甲、彭桓武等科学家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中的贡献，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不是某一位科学家，而是一个卓越科学家群体”。此文一经发表，其观点旋即被多家刊物和媒体转载，引起较大反响。
张先生的这一观点比较容易被人接受。但是，“之父”说本来就是强调集体之外的个人特殊贡献，此说无异于消解了“原子弹之父”的意义。另外，张先生认为钱三强“从事核工业发展的高层组织管理工作，无暇参加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技术攻关当中”，“未能主持、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从而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荣誉失之交臂”。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明显有违历史事实，值得商榷。
第五种观点认为不存在“中国原子弹之父”。2011年，陶纯、陈怀国著《国家命运——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一书出版，由此书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于2012年下半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影响甚大。该书著者认为，“当代科学的发展早已不是爱迪生时代，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是一项十分宏大的系统工程，中国没有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中国的核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它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凝聚着万千人的奋斗和创造，辉煌和光荣不属于哪一个人，却属于每一个人，属于每一个在这条战线上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其实，这一观点与第四种观点一样，都强调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是集体力量的结晶。
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不是个简单问题
“之父”说起源于西方，是对人类历史上在某一领域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的誉称。有别于东方社会强调集体的力量与贡献，“之父”说带有一定的西方个人主义色彩，是对个人突出贡献的放大，或许这可以看作是“之父”说的某种局限性，但“之父”说的价值也是明显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杰出人物往往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往往能够促成历史发展方向的改变。强调杰出人物的特殊作用，并不是要宣扬英雄主义和英雄史观。
关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五种观点，笔者以为，如果将“中国原子弹之父”视为一个群体，等于消解了“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存在。如果因为中国原子弹研制的特殊性而突出强调科学家集体的作用，我们可以完全抛弃“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舶来品。然而，“中国没有原子弹之父”的观点也有很大局限。尽管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是集体力量的胜利，但具体到每个人，发挥的作用和做出的贡献的大小却是不一样的。作为今时之人，我们还是有责任厘清历史的真相，辨识这个集体中的每个人在这一宏大科学工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个人，那么，即便是参照“之父”说的基本内涵和要求，“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命题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探讨空间。因此，重要的不是我们要给出“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答案，而是要在深入探讨“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过程中，更加深入地体会、认识每一个科学家在这一大科学工程中的独特贡献。（来自澎湃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