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观点认为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此说亦影响甚大。作为杰出的核物理学家，邓稼先为中国“两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张爱萍生前就称其为“两弹”元勋。1986年，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的事迹经过官方媒体的披露和宣传开始为人所知;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月底，也就是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病逝。
由于国内媒体大量的宣传报道，特别是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邓稼先的充分肯定，有关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于1980年代末开始传播，至今不时见于书籍与报章之中。
美籍华裔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此说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杨振宁与邓稼先之间有“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1993年8月21日，在邓稼先去世七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杨振宁撰写的《邓稼先》一文，将邓稼先与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相提并论，虽然文中没有出现“原子弹之父”的字句，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杨振宁是将自己的好友看作“中国原子弹之父”。因为杨振宁的名气，也因为《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该文影响很大，多为后来者征引。耐人寻味的是，就在杨振宁将邓稼先与奥本海默相提并论大为称赞之时，他又在段落结束的时候写到了钱三强，他说：“当初选聘他们的人，钱三强和葛若夫斯（Groves），可谓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各有深入的认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常为征引者所忽视，或许这句话更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第三种观点认为聂荣臻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这种观点最早见于1989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一书，该书作者是英国人克莱尔？霍林沃思，不过书中并未对此观点进行深入说明和阐述。1999年王君编著的《我们的共和国丛书？九天揽月？建设卷》，从聂荣臻统揽全局，领导整个国防科技事业的角度，认为聂荣臻“不愧为我国的‘原子弹之父’”。
此说虽有新意，但却与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原子弹之父”差异很大，因而影响有限。其实，作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对聂荣臻的评价应当是超越“之父”说的。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一个群体。此说于1980年代中期产生，影响也比较大。1987年，军旅作家董滨的报告文学《中国原子弹之父》一书出版，该书用7个故事概述了中国原子弹制造过程中，从战士到将军，从技术员到科学家，不同行业人们的贡献，该书认为：“他们是那样浩大的一个阵容，即使是七十个故事也难尽述！但是，如果把他们的英名镌刻在共和国核工业发展的史册上，那只需要七个字便可概括——中国原子弹之父。”该书内容较为单薄，还存在不少勘误之处，客观地讲质量并不高，但由于成书于1980年代中期，首印50000册，主题鲜明，引人注目，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这一说法也被张开善先生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