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儿：此间日日警报，家中车辆破滥堆积，收入减低。余及汝母幼妹皆病，真难支持。兹与汝汇寄来第16699号叁拾元邮兑票一张。务要节俭支用，切戒浮费。将来汝投身社会，自知衣食之难也。此谕。”
这封随汇款单一同寄出的简短家书到达重庆沙磁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时间是1940年5月30日，却注定是一封永远无法送达的家书。远在家乡四川资中的父亲林仲歧彼时或许还不知道，年仅22岁、正在社会教育系读四年级的儿子林祖烈已经在前一天的“5.29”轰炸中遇难。这个记录在国民政府档案《专科以上学校呈报遭受日机轰炸损失情形的文电》中的故事让西南大学教授潘洵颇为动容。而这仅仅只是他和西南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整理并确定的2660名遇难者同胞名单中的一个。
“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又是历史学专业毕业，但在之前很长时间里我都不知道有重庆大轰炸。”潘洵告诉本刊记者，“直到1994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重庆市政协当时组织编写《重庆抗战丛书》，我们学院的唐守荣老师负责其中一本《抗战时期的重庆防空》，而我也参与了其中一章的写作。”正是在这个契机下，潘洵才开始接触重庆大轰炸那段历史。
历史研究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原始档案资料的收集与整理。“那个时候收集资料是很艰辛的。”潘洵每天早上搭乘公共汽车在土路上颠簸近两个小时赶到重庆市档案馆。“当时查阅资料的费用非常惊人，取一张老报纸、一份老杂志要收取使用费，如果要复印就更贵了，印一页A4纸大小的资料，复印费和各种保护费加起来总共要8块钱。”而当时潘洵每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元钱。“那怎么办呢，只能一字一句地用手抄。” 除了高昂的费用，更让人头疼的是档案的管理限制。“当时重庆市档案馆的重庆防空司令部、卫戍司令部的档案都不对外开放，不是你想看就能看到。”潘洵说，直到2007年后得益于“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及其问题研究”、“重庆抗战损失调查”和“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研究”等若干个重要研究项目，才有机会查阅这些不对外开放的原始档案材料。
“全国抗战救灾赈灾委员会专门设计了一个伤亡登记表格，形成了统一的呈报程序。”潘洵拿着一张调查表复印件向本刊解释，“比如这张《重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观音岩分驻所辖内八一三被炸一八零防空洞死伤难胞家属调查表》，就详细罗列了死伤难胞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伤或死、住址、遗属和邻里关系。”这样一份原始档案资料，是最强有力的具有说服力的铁证。
“除了重庆市警察局，重庆市防护团和紧急救护委员会（后变成空袭救护委员会）这两大类机构作为大轰炸时期专门的救护机构，也会对死难同胞进行调查和登记。他们的登记表还会标注发放抚恤金和救济金的具体情况。”潘洵说，这些档案都是在当时人力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形成的，不一定完全准确。
而不同部门的统计时间不一样，也可能造成统计数据的差异。“比如说重庆防空司令部的伤亡统计就是在轰炸后的一两天内全部统计完成。如果是死伤人数不多的轰炸还好，但如果遇到‘5·3’、‘5·4’这种大规模轰炸，想在短时间内统计完全根本是不可能的。加之很多重伤者可能是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才不治去世。”潘洵在研究中发现重庆卫戍司令部的统计普遍比重庆防空司令部的伤亡人数统计要多，“这是因为卫戍司令部是事后统计，而防空司令部是马上统计，但现在留存的卫戍司令部的档案非常少”。
“除了人口伤亡档案，还有财产损失档案、轰炸与反轰炸档案等等可以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作为深入研究的基础。”潘洵说，很多财产档案甚至细致到记录一支笔一张纸的损失。
“重庆当时是战时首都，档案资料保存得比较好。最主体的资料来自重庆市档案馆，当时重庆警察局、防护团的资料都保存在这里。除此之外，还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各区县档案馆和台湾国史馆，这些机构里保存了上万份关于重庆大轰炸的原始档案。由于年代久远和时局动荡，还有很多档案都流散到海外，要完整地系统地搜集整理很困难。”潘洵和他的研究伙伴们在这些泛黄老旧的档案故纸堆中经过近20年的收集和梳理，才慢慢形成了这一份沉甸甸的遇难者名单。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徐光煦直接参与了原始档案的整理。“像这样一家只剩下一个人的情况很多，有的甚至一家子都在轰炸中丧生了，年龄大的有七八十岁，年龄小的甚至有没出生的胎儿。”徐光煦印象最深的是1939年的“5·3”、“5·4”大轰炸。“平时的轰炸档案也就是两三页，而这两天的轰炸档案和卷宗特别长，几十页甚至上百页，非常震撼。”直面这些具体而真实的死亡名单带来的冲击感，常常让徐光煦晚上睡不好觉，甚至频繁地梦见大轰炸的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