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通，颍州人，颍州现为界首市，属于安徽阜阳。刘福通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是个富家子弟，在元朝担任小吏，比一般汉人混得好。但他没有满足现状，而是胸怀大志。他对蒙古人的民族压迫现实非常不满，于是主动去职，寻求同志一道反元干大事。韩山童在传教途中结识了刘福通，就像思想家遇到军事家，立刻产生了化学反应。他与刘福通一拍即合，把思想化为行动。公元1351年5月，韩刘在刘福通的老家，颍上白鹿庄聚集了3000多教徒，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帜，宣誓起义。起义军一举占领了颍州。因为他们头裹红巾，所以人们将他们称为“红巾军”。
虽然韩山童部起义后遭到包围，不久牺牲。但刘福通接过大旗，把军队做大。史料记载 ，红巾军“众至十余万，元军不能御”。红巾军迅速攻城略地，部队很快发展到十多万人。他们提出了“天遣魔军杀不平”“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战斗口号，所向无敌，打得已经“退化”的蒙元军队七零八落。曾经所向披靡的蒙古军，一听见“红巾军”这三个字就战栗发抖，一些蒙古将领望见红巾军，勒转马头便跑，嘴里连叫“阿卜，阿卜”（逃跑）。史书记载，有个叫也先帖木儿的将领，奉命去镇压红巾军，到了战场，看到红巾军，尚未交锋，就要逃走。地方官拉住他的马缰不放，也先帖本儿急了，拔刀便砍地方官，叫道：“我的不是性命！”难道我的命不是命，你想让我白白送死吗？！
为了解除红巾军的威胁，元朝政府赶忙下令免除南人、北人的界限，改变所有歧视汉人的政策，但是一切都晚了。起义暴发后形势发展十分迅速，短期内烽火遍及大江南北，公元1355年，刘福通与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在安徽亳州“建国”，国号“宋”，改元“龙凤”，立志恢复汉民族的中原王朝大宋江山。政权建立后，红巾军踌躇满志，挥师“北伐”。
于是14世纪的中国，诞生了三支发自南方的强悍北伐军，他们没有经过训练，却有着十足的血性，这就是刘福通麾下的三支北伐军。意气风发的刘福通要践行他的大胆想法——将蒙古军队赶出中国，消灭这个世界上曾经最强大的帝国。
刘福通派遣三路大军开始北伐，开创了红巾军的全盛时代。北伐军斩帅夺旗，高歌猛进，饱受欺压的广大汉民族，沿途纷纷起义响应。他们唱响嘹亮的红巾军军歌，吹响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直向蒙古帝国的中心上都——就是今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的正蓝旗奔去。
公元1358年即元至正十八年十二月，北伐军攻破上都城。
曾经是蒙元帝国政治中心的行宫，被南人插上了胜利旗帜，红巾军焚毁了蒙宫，上都昔日的繁华，化作一股黑烟，在浩瀚的草原上随风而逝。
当然，我们知道，彻底灭了蒙元、笑到最后的不是刘福通及红巾军，而是朱元璋及其明军。朱元璋也是南人，家住安徽凤阳，早年投奔红巾军起家。从起事的时间而论，朱元璋参加“民族解放革命”时间是比较晚的，有点“趁火打劫”“抢夺胜利果实”的意思。待他单独领兵时，不少“革命前辈”已经成了气候。刘福通把国号定位“宋”，可谓华夏正溯，但到头来，为什么被无根无基的朱元璋继承了大统呢？
原因就在于朱元璋的“民族解放”大旗打得最艳丽。
熟悉明史的读者应该了解，朱元璋本名“朱重八”，相当于农村二狗老七之类的序号排名，但他为了“民族解放”，把名字改了——朱元璋，“朱”为“诛”，“元”为蒙元，何为“璋”？古代汉族人称生男孩为“弄璋之喜”，“朱元璋”的意思就是“诛灭蒙元男子汉”，何等气壮山河。
最重要的，还在于他的“民族解放”旗帜彰显了汉魂海纳百川的魅力。
且看朱元璋的北伐檄文——
拯生民于涂炭。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这是刘福通北伐军失败后，红巾军左副元帅朱元璋继承北伐大业，发布的北伐宣言。其中最收揽天下人心的一句话，除了“志在逐胡虏”，就是“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逐胡虏”，就是推翻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元朝统治。“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则表明汉民族不是要压迫蒙古等少数民族，而是要恢复华夏道统，建立一个具有传统秩序的、百姓安居乐业的民族平等社会。
由简单的民族复仇、种族灭绝，到恢复中华、一视同仁、民族大团结。这给朱元璋的“民族解放”事业平添了无与伦比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藉此旗帜，朱元璋之明军很快聚敛了全民拥戴和百万雄师。
公元1367年，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率铁甲25万大军誓师北伐，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朱元璋在出征前对士兵和将领们慷慨陈词：“天道好还，人心效顺。”俨然，朱明军已经成为民族解放的最正统力量。他们奋勇北伐，在振奋人心口号下所向无敌，北方汉族纷纷起义，迎接王师北定中原。
公元1368年9月14日，徐达率几十万大军冲进元大都，蒙古统治者逃离中原，汉民族第一次光复时刻来临，崖山之后再现华夏。
由此，朱明军也创造了南人的一项历史记录：取得了中国有史以来南方北伐中原的第一次胜利。
无疑，这是南人彰显汉魂取得的伟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