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台叛乱失败后，川岛芳子开始在津广交各界人士，招兵买马，被她先后收买的有沧县的刘佩臣、天津的赵德谦、曹华扬、刘秀山，武清的柳小五和自称吴佩孚干儿子的刘琨等为首的土匪队伍。在多田骏的主持下，川岛芳子纠合郭希鹏（北平军分会前骑兵师长）、张权本（北平军分会铁甲车材料厂厂长、前丰台叛乱主谋人之一）、洪维国、马金城（前东北军失意军官）等人于1935年11月上旬成立了“华北民众自治委员会”。12月又建立了进行暴动的“华北民众自卫军”，川岛芳子自任“总司令”，前热河财政委员会副委员长关庆麟任“副司令”。其编制为：第一、第二两军，北平、天津两支特别行动队以及第一、第二两路军，辖七个支队。他们计划在1936年元旦前接管有日军配合的市、县政权。天津有日军配合，保安队中又有被收买的要人，故拟定先接管天津，由此形成“华北五省的民众，无不毅然兴起，为自治先导，作本军（自卫军）前驱”的局面，在占领河北、平、津后宣布“华北国”建立。然而这帮人在12月间佩戴“敢死队”袖章冲上天津街头狂叫“自治”时，被民众打得抱头鼠窜，使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依其暴动而建立“华北国”的阴谋化为泡影。
接连失败后，日特人员开始鼓吹他们策动的华北“独立”、“自治”丑剧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民意’演变的”。“香河事件”就被说成是“民意”、“自治”的举动。
1935年10月18日，汉奸武宜亭在香河安抚寨召开的所谓“国民自救会”上密谋策划，20日纠结千余人以反对苛捐杂税为名，包围了香河县城，随即在日本宪兵掩护下冲入城内，占领县府，宣布“自治”。这就是所谓的“香河事件”。此后，在日军方的支持和导演下，所谓“华北群众代表”要求实现“华北五省自治”的“请愿事件”在河北多地发生。
“香河事件”后，天津汉奸报纸于11月11日刊发了所谓“华北民众自治会”成立的消息，多田骏随即声言：“华北一旦发生自治运动，日本愿意援助。”11月25日，天津一帮汉奸、卖国贼、流氓在自称“华北民众自治团”代表王明及“农民自救团”代表张国栋等人的率领下，聚众百余人，从日租界冲上街头，手摇小旗，狂叫乱舞，高喊天津“自治”，途中又聚集300余人，冲向天津警备司令部“请愿”，并分五批前往天津市政府高喊“自治”。12月初天津又再次上演了“自治”丑剧，一帮自称“自治”请愿的人，佩戴“敢死队”袖章，坐着汽车狂叫“自治”，并袭击了天津市政府。然而这帮狂徒却遭到了天津民众的迎头痛击而窜回日租界。
《何梅协定》出笼后，日军方叫嚣驱逐国民党在冀、察、平、津的一切势力：凡是被视为“有害中、日两国‘邦交’之秘密机关”——如蓝衣社、复兴社等组织及其人员，均要求国民政府予以取缔或撤走。被日本人视为蓝衣社中坚分子的蒋介石派在二十九军任政训处处长的宣介溪，日本人指令其随该处远调西安，然而蒋征得宋哲元的同意让宣介溪暂留北平，为日本人侦知，出动宪兵将其从住所逮捕押至天津。然而宋哲元等识破其阴谋，决以武力抗之，下令做好攻打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捉拿多田骏的准备，最终迫使日本人放人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