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创造性转换”
1916月6月，袁世凯在复辟帝制失败后去世，借袁世凯之力推行的孔教运动也因此遭受了灭顶之灾，“孔教与帝制， 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当人们形成这样的观念，这场运动便走到了尽头。
但是，这并没有打击章太炎等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信念，相反，晚年的章太炎在苏州成立“国学会”，后又创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开设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等课程，不遗余力地呼吁尊孔读经
这时的章太炎，就特别强调孔子与儒学的文化意义，他曾剖白他提倡“国粹”的目的所在：
“今者新奇之说，流为格言，日驱人于顽间而不返者，曰：‘发展个性也。’曰：‘打倒偶像也。’发展个性，则所趣止于声色货利，而礼义廉耻一切可以不顾。打倒偶像者，凡一切有名无形者，皆以偶像观之，若国家，若政治，若法律，若道德，无往而非偶像者，亦无往而不可打倒者。洵若是，则于禽兽奚择焉？世以是乱，国以是危，而种族亦将以是而灭亡矣。”
显然，章太炎的心中，传统文化中的“义”，在一个重“利”的社会中是多么重要——脱离了政治的因素，文化的部分从儒学的藩篱中挣脱出来，使得儒学更加具有了近代的意义，而不再是阐释统治思想，或者是为礼教背书。
严复同样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价值是对德性生活的极端重视，而儒家的学说尤其如此。他承认西方文化长于智性的发扬，故自然科学最见发达，而中国文化却以道德之教为深邃。他指出：“中国旧学，德育为多，故其书为德育所必用”。
辜鸿铭则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人们不得不利用物质力量来压抑和克制其内心的情欲，这样，原始人群就不得不受制于纯粹的物质力。但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逐渐发现，在征服和控制人类情欲方面，还有一种比物质力更加强大和更加有效的力量，名之曰道德力。”
在这方面，中国的儒家学说所塑造的心灵与理智完美结合的道德精神，正好为迷惘的西方人指引了方向。“我的确相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按）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
这批早年“先进”，晚年“保守”的知识分子，既承认西学东渐之大势，又从西学东渐中痛感传统文化之不可或缺，于是融汇中西、实现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换”，成了他们晚年致力的事业。辜鸿铭一直以极大的热情将中国的经典翻译到国外，严复晚年将精力大部分用来研究《庄子》，他曾说：“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生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矣。”而晚年章太炎，也从为“学问而学问”抽身出来，强调学问的“致用”，希望人们从经史中能吸取修己治人之法。
这种“创造性转换”的尝试，也不免影响到了后世的学人和执政者。我们将在后面的篇章继续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