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儒到护儒
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的教育部公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正式宣布小学废止读经，否定了清政府“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从此，儒家经典从政治、教育领域全面退出。
但是，儒家经典尽管从政治教育领域退出了，并不意味着它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就消亡了。相反，由政府力量骤然废止了孔子及儒学的意识形态地位，在民国初年带来了社会价值标准的紊乱，和中国人空前的信仰危机。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梁漱溟父亲梁济的自杀。这位前清官员痛心地发现：“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
1918年，梁济在积水潭投湖自尽。留下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梁济本人并非一位抱残守缺的腐儒，他曾明确表示自己“极赞共和”，这使得他的自杀更能说明一些问题。
美国传教士丁义华曾对民初教育部门“去孔”的举措评价道：“民国第一任内阁教育总长蔡元培，逞其一偏之心思，欲为惊人之创举，昌言废孔。..当时之士，莫不痛心疾首，然怵于政府之威严，大都敢怒不敢言，蔡氏去位，此案全翻，未几而孔教出焉。”
对于儒家思想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多数民众仍然在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上认同传统儒学，并在社会生活中沿袭儒家伦理传统。对此，汤化龙在《上大总统言教育书》中作了深刻揭示。其云： “化龙洞观世变，默察民情，知非明定教育指针，昌明道德，不足以正人心而固国本。深维孔子之道，最切于伦常日用，为举国所敬仰，其言行多散见于群经。”
鉴于自由民主在民国初年不足以成为中国人价值体系的参照，袁世凯只得重新利用起传统文化的资源。他说： “前据南京留守黄兴电陈： 民国肇造， 年少轻躁之士， 误认共和真理， 以放恣为自由， 以蔑伦为幸福。纲纪隳丧， 流弊无穷。请讲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 以提倡天下， 挽回薄俗等情。仁人之言， 闻之感喟。本大总统深惟中华立国， 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 民彝无改。”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崇圣令。
严复和康有为曾是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维新思潮的主将。然而，当民国建立以后，他们都是传统文化最有力的声援者，康有为力主成立孔教会，试图劝服当局者以孔教为“国教”。严复也发表了尊孔读经的言论，认为：“盖不独教化道德，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原本”。
1913年8月15日，孔教会代表陈焕章、严复、梁启超等人像国会两院递交《请定孔教为国教请愿书》，正式揭开孔教运动序幕。该请愿书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兴起了一股孔教热。9月3日，孔教会在国子监举行“仲秋丁祭祀孔”，参加者有数千人，其中除了严复、梁启超等学界名流，还有政界要人梁士诒、汤化龙、陈昭常等。9月27日，孔教会在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与会者多达二千人，规模盛极一时。
与康有为不同，章太炎公开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但是他所反对的，仅仅是将孔子及儒学以“宗教”事之。此时的章太炎，对孔子与儒学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1914年他将早年批判孔子的名篇《订孔》修订为上下两篇，充分肯定了孔子的学问与成就。直到1921年，他在遭受柳诒徵的攻击后，索性大方地承认，自己早年批孔批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