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画家任伯年有一女一子，长女任霞（字雨华，1870-1940），次子任堇（字堇叔，1881-1936），两人画风皆神似其父，几可乱真。故后来常常“仿作”任伯年之画，这在当时的画坛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任堇因体弱多病，而长期乞助于鸦片，后因肺病逝世。故身后几无遗产，家中却有遗孀和一女二子，子女当时均未成年，家庭生活顿时陷入困境之中。由一个名画家门第沦落为市井小民之家，在那个动荡的战争年代里，任家四人的生存之艰难可想而知。
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在占领了上海，并在上海浦东成立了伪“大道政府”。实业家、小说家、诗人、书画家和收藏家陈定山（1898-1984）在当年并没有离开上海，在此之前他还曾出任过上海商会中的“抗敌后援会副主任”一职。此时深感大势已去，所以他偶尔也会与几个朋友一起到舞厅里去借酒消愁，暂时忘却一些内心的痛苦和烦恼。而当年的“米高梅舞厅”则是他们经常光临的舞厅之一。
“米高梅舞厅”位于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上，号称是当年上海的四大高级舞厅之一，另三家是百乐门、仙乐和大都会。而“米高梅”三字，其实是当年好莱坞五大电影公司之一Metro Goldwyn Mayer（简称MGM），在今天看来似有“侵权”和“山寨”之嫌。某次，陈定山与几位朋友去“米高梅舞厅”时，其中有一位朋友对他说，该舞厅有一位名叫任黛黛的红舞女要拜见他。陈定山虽然也时常出入舞厅，但与舞女们并无多少深交，所以就诧异地问：“我不认识她呀？”而朋友回答：“她认识你。而且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向你请教呢。”陈定山更加感觉奇怪了，但也只能点头答应了。
不一会时间，任黛黛就转台子过来。陈定山初见到她，活泼而文雅。她一见陈定山就亲切地叫了一声“陈伯伯”。在舞场里如果叫舞客“伯伯”的确是有些刺耳，给人一种“老牛偷吃嫩草”的感觉。任黛黛嫣然一笑说道：“陈伯伯，您不认得我了，我父亲是任堇叔。”
陈定山听罢，几乎从座位上跌落下来。他吃惊地说：“你——怎么会堕落……”
她却夷然答道：“堕落有什么关系，人总是为生活而生活的。我有一个母亲，两个弟弟。”
任黛黛表明了此次拜见的来意。任伯年当年曾遗留下来许多的画作，但可惜都没有落款。现在想卖掉又怕人家不识货。所以恳请陈定山帮她写一篇介绍文章。后来陈定山帮她写了一篇《任伯年百年纪念展览画册序》的文章。在“任伯年百年纪念展览会”上，任伯年的“遗作”卖得相当好。任黛黛后来就不再去做舞女了。
不久之后，陈定山可能是因为曾经担任过“抗敌后援会副主任”之事，被日军宪兵队抓去，关了七天七夜，后来通过朋友和家人的多方营救才被“保释”了出来。陈定山蒙难出来，心中异常愤闷，朋友就劝他不妨去“米高梅舞厅”坐坐。
陈定山一进舞厅就见到任黛黛正在和日本宪兵队的大队长在热烈地跳舞，心里一阵作呕，实在坐不住了就向大门走去准备离开。
刚出大门，任黛黛就从后面追了出来。见了陈定山还说：“伯伯，我要请您再写一篇文章。”陈定山只得婉言谢绝道：“下次来，再说罢。”
过了一天，朋友又邀他去舞厅，他一口回绝。但朋友说：“你答应过任黛黛吗？只要你回答一句话。”陈定山想着对一个孤女，并且是朋友的女儿，应该不失信为好。所以就与朋友又去了“米高梅舞厅”。
这天任黛黛打扮光艳，一件银丝织锦缎旗袍，披一对红狐围巾。陈定山与她在舞厅的甬道里立祝任黛黛请他进去，陈定山不悦道：“不必了，你有什么话就对我说便是了。”她见陈定山不肯进去，就异常正色地说：“陈伯伯，我想请您再替我作一篇文章。”她说着就往舞厅里跑，陈定山无奈也只得跟了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