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蹿下跳的参谋
为什么日军之中会有诸多像辻政信和石原莞尔这样，天下闻名却眼高手低，上蹿下跳却仅为参谋的人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日本军事教育自身的问题，一方面也是因为日本军事体系中封建残余太多的缘故。
日本的军事教育体系，重视战术和素质养成。这本是好事。但由于日本陆军在文化和体系上，同时向法德两国学习，结果日军的军事教育，即像德国陆军一样，重视图上兵棋推演，又像法国陆军一般，热衷让军校学员掺和国内政治。
兵棋推演本是相当好的一种军事教育和指挥工具，但是这套体系需要不断根据现实情况，对推演规则和各种数据进行修正，这恰恰是对技术发展并不敏感的日本陆军最不擅长的。
例如山下奉文和石原莞尔，分别略通机械化战术和机关枪使用，结果竟然被吹捧为日军中的“技术型将领”。
正因如此，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日本陆军的图上兵棋推演开始流于纸上谈兵，与欧美苏各国军队的实际相差越来越远。不过，由于大量中国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日本军官又大量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因此日军在兵棋推演中对中国军队的判断和认识，始终相当准确。
本来，日本的军事教育也很强调参谋旅行，这是增进见识，修正误解的好机会。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日军军官的参谋旅行大多是围绕兵地要志展开，很少潜下心来了解其他国家军队体系建设成果。
个别如山下奉文和石原莞尔，能够在担任驻外武官时学习一些欧洲先进的军事科技成果，但更多的军官，则是像东条英机一样，把参谋旅行和驻外任务当作一个拉帮结派的好机会。
日军参谋上蹿下跳却没有好名声的另一个深层原因，在于日本自明治维新建立新军开始，就在军队中大量保留封建残余。这种封建残余，首先是士族在军队中享有崇高地位。
在幕末的倒幕战争中，新政府军征讨日本东北地方的部队，都是由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等倒幕强藩部队编成的。但由于倒幕强藩要拿天皇作为大义名分，所以各部队的总指挥，即东征大总督府的总督，由丝毫不懂军事的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及仁和寺宫嘉彰亲王担任。
而大村益次郎、西乡隆盛和板垣退助等强藩大佬，只能以“下参谋”（参谋的职务都由皇族担任）身份来行使实际指挥的职责。这基本可以认为是日本陆军中参谋架空主帅的滥觞。
当然，有些情况下参谋上蹿下跳乃至发号施令，并不是代表主帅没有主见。日本在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下属为上级承担责任的体系。在决策时，上级仅是对下属意见表示首肯，事成之后，上下一起享受成果，失败时则由下属来单独负责。
早在日本战国时期，山本勘助等一批“怀刀”（日本人对参谋和军事的一种隐晦提法）就不断跟自己的上级一唱一和，用类似“演双簧”的方式，来形成决议。
久而久之，这种倾向和日本封建社会遗留的重视“年功序列”的传统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几乎固定的决策体系，即一群所谓参谋各抒己见，最后强势者压服其他人。而真正的决策者上级，冷眼旁观，视自身的需要选择是否首肯参谋吵出来的“公议”。
当然，类似的办法用在军事指挥上，并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例如在倒幕战争中以参谋身份掌握全局的西乡隆盛，到了西南战争时身为反叛的萨摩军的主将，却任由担任参谋的桐野利秋、篠原国干发号施令，最终落得个兵败身死的下场。
当然这方面也有些比较好的例子，例如在日俄战争中，大山岩担任日军主帅，他性格开朗，每当属下们无法形成决议，他就直接问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儿玉君，咱们今天要打哪里来着？”借此来缓和气氛。同样的还有东乡平八郎总是面无表情地听着手下“智囊”秋山真之侃侃而谈，最后点个头算是同意秋山的意见。
但是，当参谋自认为能力远超过上级，而上级又执拗地固执己见，就可能出现两方彻底结仇的情况。石原莞尔在担任关东军参谋副长时，与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多次出现公开意见对立，最终导致二人彻底决裂。石原此后经常大骂东条是“上等兵”。1944年石原莞尔为刺杀东条出谋划策，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两人的私怨。
山下与辻政信结怨，同样因为山下鄙视辻政信的能力和品质，对他提出的妙计不但不予采纳，还屡屡公开驳斥，逼得辻政信跑到前线去耍威风，并且不断利用与东条的旧谊，在背后恶意中伤山下奉文。而山下也多次公开骂辻政信是奸贼和小人，主帅和参谋至此彻底失和。
由此可见，所谓参谋发号施令，很大程度上是主帅放任的结果。如果参谋做出的决定真的与主帅意见相左，在等级森严的日军中，上级可以很容易地利用手中权力压制下级意见。
不过，从结果看，让参谋上蹿下跳，至少相当程度上为主帅保留了好名声。仍以山下奉文为例。即便他已经被判为战犯，处以绞刑，仍不断有人为他开脱，认为是担任参谋的辻政信自行其是，才导致了对马来华人的大规模屠杀和军票泛滥等罪行。
由此可见，无论是参谋还是主帅，在推脱罪行之时，还真是一丘之貉，没有什么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