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国，开创者钱镠（852—932），杭州临安人，建都杭州，占地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其范围包括今天浙江省11个市，以及江苏省的扬州、苏州，还有福建省的福州。历三代五王，公元978年纳土归宋。其基本国策：经济上鼓励农耕，兴修水利，筑捍海塘，治理湖浦，奠定了浙江粮仓——杭嘉湖平原的坚实基础，江南一带农商经济由此有较大发展。“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苏轼：《表忠观记》。政治上采取“善事中国”的保境安民政策，维护两浙安宁，“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苏轼：《表忠观记》。。悠悠千古，独此一家！故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钱镠善事中原的国策给予高度评介：“钱镠所立家训，乃至临终遗嘱，念念不忘要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大事之礼。”自北宋至清，历代政权均一致肯定钱镠的历史贡献。北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欧阳修《有美堂记》对钱镠的评价很有代表性：“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吴越国对于茶叶之路的开辟至关重要。最突出的是，它和北部大草原的契丹蒙古人的商业往来，促成了洲际的交流系统——吴越国首先开辟亚欧茶叶之路。
一、以茶贡奉善事中原
吴越国首开北方茶叶之路|茶，为“南方之嘉木”。吴越地区一向产茶，唐时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就说，浙西之茶“以湖州上，常州次”。至五代时，吴越产茶区迅速扩大，湖州、杭州、睦州、苏州、越州、明州、婺州、台州等八州均有相当产量。名茶有长兴县顾渚山的紫笋茶，天目山与杭州天竺、灵隐的绿茶，睦州鸠坑的团茶，越州余姚县瀑布岭出产的仙茗茶，婺州的东白茶等。唐时，苏州的茶叶无论是产量还是品质都比不上湖州与常州的茶叶;而在五代吴越时期，苏州茶的品质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太湖洞庭山的茶叶也成了贡品。
杭州是吴越国都，盛产茶。淳安、临安等地在五代时所产的大方茶已为名茶，成为进奉中原政府的贡品。《旧五代史·梁史》卷六：乾化元年（911）十二月，“两浙进大方茶二万斤”。可见大方茶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形成规模生产，而且产量相当可观。此外，《吴越史事编年》《十国春秋》记录吴越国对北方中原政府的贡茶情况，证实当时吴越国的茶事状况：吴越宝正三年（928）八月，吴越王钱镠派袁韬向后唐进贡白银5000两、茶2.7万斤。吴越宝正四年（929）八月，钱镠进茶2.7万斤。天福二年（937），钱元瓘进贡后晋茶器，又进茶5万斤。天福三年（938）十月，钱元瓘进谢后晋，贡品包括大茶、脑源茶2.4万斤。天福七年（942），进贡茶2.5万斤。开运三年（946）十月，钱弘佐向后晋进贡脑源茶3.4万斤。乾祐三年（950）十一月，钱弘俶向后晋进贡茶3.5万斤。开宝九年（976），钱弘俶进贺银织、乳香、吴绫、?绵、钱茶、犀象、香药皆亿万计。这样不间断地进贡，在整个吴越国时期未曾中断，而每次动辄数万斤的贡茶运往北方，可测算当时吴越国茶叶生产量的庞大。
《册府元龟》卷四八四《经费》载：五代十国（907—960）时，南北茶叶贸易持续不断。吴越王钱镠多次向华北政权进贡茶叶，并“差使押茶货往青州（今山东境内），回变供军布衫段送纳”。这是吴越官方以茶叶换取军需布衫的变相贸易。
五代吴越积极发展茶叶生产，特别是在低丘缓坡地大量种植，茶叶产量逐年提高，制作也日渐考究，除了大量生产用于与北方贸易的茶叶外，还研制了精制的脑源茶，主要用于向中原政府贡奉。“贡茶”的生产，反过来大大促进了茶叶研制，许多“名茶”应运而生。据不完全统计，五代吴越仅先后向中原政府贡奉的茶叶就达60余万斤，而用于与北方贸易的茶叶，数量自然要多得多。
二、结交契丹开启茶路
吴越国对于茶叶之路的开辟做出历史性的贡献，除始终如一以茶贡奉中原政府外，最突出的是，它和北部大草原的契丹蒙古人的商业往来促成了洲际交流系统的形成。
契丹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北方草原强族，从4世纪始兴至13世纪初西辽灭亡为止，共存在近千年。自北魏起，契丹族就开始在辽河上游一带活动，至唐末建立了强大的地方政权。907年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统治中国北方达200余年，1125年为金所灭后，余部建立西辽王国，又延续了93年。终辽一世，统治中心始终在赤峰地区。辽国疆域是宋王朝的两倍：东临北海、东海、黄海、渤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流沙（今新疆白龙堆沙漠），北至克鲁伦河、鄂尔昆河、色楞格河流域，东北迄外兴安岭南麓，南接山西北部、河北白沟河及今甘肃北界。由于契丹名声远扬，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辽先与北宋交战，“澶渊之盟”（澶渊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地名）后，双方维持了100多年的和平。辽末，女真族起事，辽帝国迅速走向衰落，1125年为金所灭。
吴越国是南方最早与契丹政府接触的国家。由于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五代政权，所以吴越国与契丹之间的交往也是受五代政权与契丹之间政治关系的制约。整个五代，中原王朝与契丹之间一直和战不断，而以朱梁统治时期双方的关系最为融洽。吴越以尊奉中原政权为国策，在与契丹的关系上自然也是唯中原政权马首是瞻，后唐时双方互相敌对，吴越国与契丹的关系便跟着疏远。综观十国，只有吴越一国由于始终与中原政权保持着臣属关系，中原政权允许其过境与北方的契丹进行贸易，所以相对于其他各国，吴越获得畜产品要容易得多。
《辽史》记载契丹与吴越交往频繁，两国除礼节性拜访、互通情报外，主要还是经贸往来。两国的使团，实际上就是贸易代表团。两国政府之间称“贡赐贸易”，民间则为“易货贸易”。早期双方主要是交易绢马，后逐渐转向交易茶马。贸易额规模很大，估计每年马匹当在万匹以上;茶叶，以中档茶计，就达数万斤。两国贸易也可以通过海路，所以吴越国被契丹列为航海输贡国。由于双方交往吴越所输贡品均为北方稀缺物品，契丹的回赐丰厚，吴越在经济上也很划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