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领导“表态”了，众大臣们才群起而动，纷纷怒斥“南迁”乃卖国之论。终于有了“群情激昂，齐心抗战”的样子。灰头土脸的徐程当场就被呵斥赶出朝堂。屋漏偏逢连夜雨，徐程路遇好友江渊，得知事情来龙去脉的江渊先好言安慰了徐程一番，继而进宫面见朱祁钰，在朱祈玉面前将徐程骂的狗血淋头，而就在土木堡兵败消息刚传来时，江渊还正慌忙的把儿女送往南京。
无论怎样，团结抗战的“大调子”定了下来，八月十九日开始，于谦陆续将山东，辽东，浙江，河南等地部队调往京城驻守，尤其是赦免了阳和兵败中逃回的石亨协助自己守卫，调来了善操练火器的辽东都指挥使范广接掌神机营，这两个人在之后的北京保卫战里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四天以后，第二件事又浮出水面—秋后算账。
八月二十三日朝会，都察院右都御史陈溢突然发难，要求将土木堡之败的罪魁祸首---王振余党绳之以法。要求“杀其同党，灭其全族”。一番慷慨陈词引得群臣情绪激动，纷纷附和。
朱祈玉犹豫再三，只能回答说“再议”----他不能不这么回答，王振随英宗北征时，带去的多是大臣里的“同党”，留守的多是“政敌”，可深宫内大小太监盘根错节，东厂锦衣卫尽是王振“徒子徒孙”，朱祈玉身为“监国”根基不稳，怎好轻易“清查”？
见朱祈玉含糊其辞，大臣们更怒，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当场呵斥群臣，户科给事中王竑冲出来揪住马顺暴揍，群臣纷纷拥上群殴，竟将马顺当场殴死，至此局面彻底失控，大臣们又揪出了马顺余党毛贵和王长随，同样殴死，接着又逮捕了王振的侄子锦衣卫指挥使王山，一切都在“监国”朱祈钰的眼皮底下进行，毫无执政经验的朱祈玉惊慌失措企图逃跑，关键时刻于谦一把扯住朱祈钰，要朱祈玉顺从“民意”，宣布王振罪状，朱祈钰“顺水推舟”，宣布今日朝会大臣无罪，并随即清查王振余党，然后就是清查行动，王振全家被满门抄斩，党羽纷纷落网，可谓大快人心。
“大快人心”中，却忽略了这次朝会的另一个细节，当王竑愤怒的冲上去殴打马顺时，群臣里跟着跳出来的，是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文，他跟着对马顺拳打脚踢，带动着群臣将之殴死。俨然一个“锄奸英雄”。然而，他恰恰是王振的“党羽”。王文，子千之，河北束鹿人，史载他“面目严冷，然中实柔媚”。王振“专权”的时候，王文对王振很“柔媚”，王振弹劾杨士奇，整治杨浦，皆是当时身为御史的他做“急先锋”。薛宣下狱，也是他罗织罪名。
弹劾王振的陈溢，在正统年间被王振陷害，撤掉了陕西巡抚的职务，王振派去接替陈溢的人，还是王文。正统年间，他与徐希堪称王振的“左膀右臂”，“左膀”徐希已惨死在土木堡，“右臂”王文却反戈一击，带头“慷慨激昂”查余党，之后王振之侄王山定罪，也是王文参审，定出十三条大罪，亲手把王振全家满门抄斩。
但他确实有能力，史载他镇守陕西时“镇静不扰”，又曾主持宁夏防务，在之后的北京保卫战里，也成为于谦的得力助手。另有一位太监，也同属“王振余党”，却走了朱祁钰亲信宦官金英的门路，最后被命“戴罪立功”，在北京保卫战中出力颇多，之后他被朱祁钰重用，节制禁军“团营”，他就是后来“夺门之变”的主谋之一---曹吉祥。
整防务，清余党，大明王朝的备战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却还有一个大麻烦在面前----朱祁镇怎么办？瓦剌挟持朱祁镇四处侵扰，更大肆向明朝勒索，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另立新君。八月二十八日，王文首先上书，要求朱祁钰即位，接着得到了主持防务的兵部尚书于谦的支持，于谦表白说“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
这是于谦的想法，但群臣想法不一，户部侍郎陈循，刑部侍郎江渊，刑部尚书俞士悦，内阁大学士萧兹纷纷支持，但曾支持于谦主战的商辂，户部尚书金濂，曾建议南迁的徐程，太常寺卿许彬，都督张軏都纷纷反对。而德高望重的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滢，右都御史王翱，则建议由朱祁镇之子朱见深即位，孙太后“垂帘听政”，于谦等大臣辅政。内阁大学士高谷则说“此事非臣等可言”，拒绝发表看法。这其中，商辂是太子朱见深的“展书官”。徐程是“东宫侍讲”，胡滢深受朱瞻基“托孤辅政”重任，至于陈循，江渊，均是在正统朝“不得志”的官员，俞士悦与于谦交好。
大部分，其实都是“为私利”。三方争执之下，由于负责京城防务的于谦坚决站在朱祈玉一边，最终朱祈玉的即位“顺理成章”，次年改元景泰。
“站对了队”的陈循，江渊，王文三人顺利入阁，成为朱祈玉的亲信。商辂虽“站错了队”，但他是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个“连中三元”奇迹的创造者，名声在外，又有于谦，高谷等重臣支持，官位也节节高升，次年也成为内阁大学士。当然，为了“政治平衡”，朱祁钰将哥哥朱祈镇的儿子朱见深立为太子，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大明上下，从而完成了这次“权力交接”，九月六日，朱祁钰正式登基，一个月以后，明军在“北京保卫战”里重创瓦剌，风雨飘摇的国家转危为安，次年改元景泰，至此，火线登基的朱祁钰，终于凭北京保卫战树立的崇高威望，坐稳了本不属于他的龙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