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台湾历史学家柏扬曾如此评说明王朝：从公元1449年至公元1457年，明王朝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八年。
细缆这段风云变幻，此言可谓不虚，先是明英宗朱祁镇很“戏剧性”的在土木堡被俘虏，接着原本是成王的朱祁钰“戏剧性”的当了皇帝，接着北京保卫战大捷后，在蒙古高原做战俘的朱祈镇又很“戏剧性”的被放回来，幽禁在北京当了“太上皇”。看似“大局已定”，谁料六年后，天顺七年（1457年），朱祁钰“戏剧性”的病倒，“太上皇”朱祁镇“戏剧性”的在徐有贞，曹吉祥，石亨三人的拥立下“复辟”成功，重新坐上了皇位。八年间，皇帝被俘的国耻，强敌压境的生死考验，三次“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权力交接，无数官员命运的沉浮起落，生死荣辱，所有的一切，恰如柏扬所说，最富有“戏剧性”。
今人说起这八年的“戏剧性”，论功业，无不说北京保卫战大捷，说是非，无不谈景泰帝朱祁钰力挽狂澜，明英宗朱祁镇昏庸误国，谈忠奸，无不惋惜于谦遭罪横死，石亨，徐有贞等小人得志，连带着，两位皇帝的麾下阵营，也以此划分了“忠奸”标签。而真实的事实究竟怎样，还是让我们沿着从土木堡惨案发生后开始，大明官场的芸芸众生相，仔细的梳理一下。
二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令明朝上下蒙受奇耻大辱的土木堡之战结束，几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灭，晴天霹雳，也激起了大明朝政坛的波涛汹涌。
惨祸面前，明王朝的反应还算迅速，八月十五日兵败，八月十六日怀来守将宋喜便将“喜”送到京城，只是明英宗下落尚不明，八月十六日朝堂上，“监国”朱祈玉“双目呆滞，不知所措”，朝臣们则捶胸顿足，哭成一团。
乱象之下，还是老成谋国的吏部尚书王直冷静，直言“需先知皇上下落，方能做定夺”。总算让明王朝稳定下来，明王朝传令边关诸将侦查，又严令锦衣卫打探消息，一天以后，被也先放回来报信的锦衣卫千户梁贵，带来了朱祈镇被俘的消息，也带来了瓦剌的条件---巨额赎金。
朱祈镇皇后钱氏二话不说，搜罗了三车珠宝财物送往瓦剌赎人，也先“欣然收下”，至于“人质”？当然不放。
后宫忙着“赎人”，大臣们忙着找“后路”，在土木堡战死的朱勇之子朱凯，张辅之子张良，纷纷忙着往南京“转移财产”，各大臣虽然留守，却也多把子女送离京师。京城大小商铺富户也慌忙着“搬家”，单是雇车轿的费用，在八月十六至八月十八这三天便“增四倍”。
八月十六日开始，从土木堡逃回的明朝败兵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其状甚惨，观者无不惶惶然”。“有问战事者，皆倍言胡虏之凶蛮，闻着愈惊悚也。”所幸八月十七日，兵部紧急下令，败兵中有敢妄言土木堡战事者一律严惩，方才“流言稍息”，下令者，正是代理兵部尚书的于谦。这几日里，他率兵巡视北京四城门，考察防御，详细筹划，在众大臣中可谓“另类”。
而随着危机的加剧，大明朝堂之上，围绕三件大事业展开了纷争，一是“战”还是“迁”，二是谁为惨败负责。三是谁做皇帝。
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压阵，监国朱祁钰主持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
会议开始后，史载“众皆嚎啕”，震天的哭声继续响彻在朝堂之上，侍讲学士徐程首先发言，声称自己“夜观天象，认定京城必然不保”。随即提出了“南迁”之议，此言既出，满朝皆惊，朱祈玉向其他大臣问计，王直，陈循，王文等重臣们皆“缄口不言”，都督张軏却表忠心，自告奋勇愿“护送太子及后宫家眷南下”，等于是认同了“南迁”之议。
直到这时，一直冷眼旁观的于谦终于忍不住，掷地有声的喊了一句：“建议南迁者，该杀”。接着侃侃而谈，以北宋灭亡为“反面教材”，痛陈“南迁”是亡国之论，慷慨陈词下，时任东宫“展书官”的商辂也表明立场，支持于谦的看法。也终激起了朱祈钰的血性，令他频频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