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用官亲？
作为官亲的衙门“爷们”，非常容易从关系网络中获得隐权力，一旦他们滥用这种权力，惹出祸端，本官往往难以收拾，清代不少官员对此都深有体会，当过师爷和知县的汪辉祖说：官亲滋事，“以法则伤恩，以恩则伤法”、“治婿则碍女，治舅则碍妻”；官场阅历更丰富的张集馨也认为：官亲“犯事不能惩办，非如家人（指家丁、长随）可以驱逐而严治之。”
所以，清代官场上有一句谚语说：“莫用三爷，废职亡家。”此处的“三爷”就是指以少爷、姑爷、舅爷为代表的官亲，误用官亲，后果可能是丢了官、破了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也提倡“至亲不可用事”，曾在我家乡做过知县的清代能吏李平书还贴出公文告示：“随任之官亲，襄理家务，于公事绝无相干。一切词讼案件，概由本县亲自主裁，旁人不能稍参末议。如有不法之徒，遇案造谣，谓某官亲可托关说，则造谣之人，立时拿送到县。”
这种戒用官亲的思路，与帝国相承已久的“流官”（异地为官）、“回避”制度以及批判“任人唯亲”的政治哲学，是基于同样逻辑之上的。“流官”制度也好，“任人唯亲”批判也好，“戒用官亲”信条也好，其逻辑出发点都是：官场上的熟人关系无可避免地会结成隐权力网络，对朝廷的正式权力体系造成破坏；为了防止隐权力网络的出现，必须将官员隔离在熟人关系之外。
站在科层制的立场上，这种看法无疑是合理的。然而，现代社会所实行的文官制加民主制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土官”（本地人主政）未必就会导致产生出一个私人性的权力关系网络；“任人唯亲”的情况更是民主体制下的家常便饭，民选首长不选择自己熟悉的人组成领导班子，难道要将权力交给一帮自己不了解的陌生“爷们”吗？那么，为什么人家任用“官亲”不会产生隐权力之患呢？
归根结底，隐权力是否兴风作浪，并不在于官亲是否获得权位，而在于权力的日常流动是否严格控制在制度性的管道内，这个权力管道是否能保证权力流动的畅通无阻、是否能有效抵御私人关系网的入侵。
如果制度性的权力管道是断裂的、堵塞的，如果权力的流通需要借助关系网络的隐秘通道，如果私人关系网络可以轻而易举地嵌入正式权力管道。那么，即使“任人唯贤”，那个“贤者”也会积极建立关系网、积累隐权力，晚清一代名臣胡林翼在湖北当巡抚时，就极力讨好湖广总督官文，想方设法走后门拉关系；即使官亲们都不在其位，他们还是有隐权力的“爷们”，还是能够透过关系网络谋其政，上述《官场现形记》故事中的宝姑奶奶就是明证。
事实上，虽说官谚有云“莫用三爷，废职亡家”，但在我比较关注的清代官场上，要做到“戒用官亲”，简直是不可能的。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经知道，朝廷为州县配备了一套佐贰班子，衙门又有一大帮书吏衙役办事，但州县长官总是带着自己熟悉、信任的师爷、长随赴任，并将他们安排到重要的权力环节中。这个州县长官的私人班底，宽泛点理解，也可以说是“官亲”。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州县长官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委派熟悉、信任的人去办差，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权力能落到实处。但是，由于帝国官场上的权力呈现出弥漫状态，而不是严格控制在正式管道内，越接近权力中心的人（不管他是不是获任正式职务），越能用锅碗瓢盆捞到不受约束的权力，于是隐权力泛滥成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