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留下一个被吴国控制的“越国”，让其约束浙闽丘陵之上那些部族，比从肉体上消灭勾践，让那些限入无政府状态的越人为害吴人的后方要有利的多。这种作法与2000多年后，西安事变后延安的态度有异曲同工之妙。关于吴人所面临的局面，从〈史记〉中的记载中看出些端倪来。当时勾践派人乞降时的原话是“愿大王赦勾践之罪，尽入其宝器。不幸不赦，勾践将尽杀其妻子，燔其宝器，悉五千人触战必有当也。”我们也可以理解夫差留下勾践，是遵循“灭国不灭祀”的优良传统。
不过正象我们在之前所分析过的那样，所谓的“灭国不灭祀”，现实的原因是因为战国之前，诸侯分割的太细。很多时候一个诸侯国虽然有实力攻占一方的国都，但却很难有足够的人力来统治对方的人民，更何况其余的大国不愿意坐视一国随意作大，经常会加以干涉。
无论是出于现实的考虑，还是“尊重”传统的原因，越国作为一个“国家”最终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只不过就象日后绝大部分的战败国那样，领土的损失再所难免。吴国可以保留一个依附于自己的政权（按现在的话就是“伪政权”），但也不会傻到让它保存原有的战争潜力。越国的疆域被限定在宁绍平原与浙闽丘陵交界之处，钱塘江成为了吴越新的分割线。
换句话说也就是，越国丧失了他们在杭嘉湖平原的纵深，并且不再控制能够对江东丘陵及杭嘉湖平原构成威胁的“黄山山脉”、“天目山山脉”。按史书的说法就是从一个“千里之国”锐减为一个“百里之国”。而为了进一步控制越国，越王勾践以及大批越国贵族被留在了吴都为质（在经过数年观察，感觉越人已经“真心”臣服后，基本上都被放回越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