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清廷退位后并没有丢掉江山。经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清廷只是退出了“大中国”的政治舞台，皇帝还是那个皇帝，国名还是那个国名，只是“大清国”变成了“小清国”。原先一个庞大的帝国，其领土只剩下紫禁城那个大宅子。
假如不是溥仪后来遇人不淑，违背清廷与民国的契约试图复辟。假如小朝廷能有一两个真正的能臣、忠臣帮衬着把握航向，“小清国”即便到了今天，即便经历过几次“大中国”的天翻地覆，或许依然能够存在，那将给今日中国一种什么样的观感呢？反观清廷最后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所谓“一着不慎，全盘皆输”——清廷终结的最关键原因，不是腐败、内斗，不是敌人太过强大，主要是因为自己没有把握好机会，几次在关键时刻看对了病，用错了药。有时，药也是对的，只是迟了，错过了治疗时机。
革命是无法告别的
要说清末政治改革的起源，不能不说到孙中山的排满革命，假如没有它从外面一再推动，即便经过甲午战争的打击，经过戊戌维新的失败，经过义和团运动的摧残，清廷或许依然很难主动进行政治变革。从统治者的立场看，任何政治统治者都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在清廷政治终结前至少70年的时候，敏感的龚自珍就真诚期待清廷“自改革”。那时西方势力还没有对中国形成巨大压力，中国如果就此进行改革，或许能够比较坦然地步入近代化的快车道。
当然，历史无法假设。中国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又沉默了20年，统治者以侥幸之心期待以不变应万变，期待照旧统治下去。
无奈20 年的沉默没有等来和平与安宁，等来的却是列强急需大规模开拓中国市场，国内民众也因种种原因不愿照旧被统治下去，洪秀全的太平军其实就是对天下不太平的暴力抗争。也正是出于对这些暴力抗争进行镇压的需要，清廷终于在1860 年代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但是，作为入主中原的一个周边族群，清廷要学习西方，面临的反对力量真是太大了，最初阶段只能一再向那些反对力量进行解释，强调学习西方只是学习中国现在所缺乏的科学技术，这些都是“末”， 都是“用”，并不涉及中国政治统治的“本”和“体”。最初阶段的这些解释或许是有意义的，但到了1880、1890 年代，清廷继续坚持“中体西用”的立场可能就走向反动了，此时这个口号不再是学习西方，而是反对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对中国的影响。
“中体西用”造成了畸形繁荣，如果从经济回升、军力增长这些方面来说，中国到了1894年的时候，也许真的重现了大清王朝的辉煌记忆。然而这种辉煌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泡沫，一场尚未正式开打的局部战争就可将这个泡沫彻底戳穿。
甲午战后，对于中国的发展，知识人、思想界及政界有着相当的分歧，官方和靠近官方的舆论比较倾向于改良，倾向于向刚刚打败自己的日本人学习变法进行维新，于是有了此后数年的维新运动。但此时还有一个非主流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边缘化的想法，这就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坚决排满革命。
必须承认，孙中山的这个认识是不得了的，是近代史上的先知先觉。这对于清廷的政治改革来说，始终是一个外部压力。用戴鸿慈1905 年当面告诉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的话说：如果不实行君主立宪，不进行政治改革，大清国就会被别人把命革掉。与其让别人革命，不如自改革，君主立宪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可以消弭革命，使爱新觉罗万世一系，使大清王朝皇位永固。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期待中国不要发生暴力革命的想法都是一厢情愿的善良。政治上的正确选择是：要想阻止暴力革命的发生，就必须有一个适度的外部压力促使统治者去主动变革，以变革反制革命;而不是告别革命，让改良独占鳌头——果如此，改良失去动力，不会成功。历史从来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