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0日晚，初掌大权不到一年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在自己的帅府老虎厅，悍然下令枪决了奉系元老、父亲张作霖生前的老臣杨宇霆、常荫槐。
此举即使今天来看，也属于轻率之举。
时至今日，还颇有论者、网友为张学良开脱，认为杨宇霆当时已沦为汉奸，杀他是罪有应得。那么，杨宇霆真的是汉奸吗?
杨宇霆亲日未投日
在张作霖还健在时，杨宇霆是头号智囊。对日交涉，在当时是最棘手的问题，都是由杨宇霆辅佐张作霖，或运筹帷幄之中，或折冲于樽俎之间。
事实上，当时凡是奉系与日本的重大交涉事件，杨宇霆无事不与。
杨宇霆肯定是亲日的，这一点无庸置疑。但他对日本人的态度，与张作霖是一致的。
而张作霖对日本人的态度，众所周知：既有依靠，又有矛盾，但依靠是主要的，矛盾是次要的。
终其一生，张作霖都是一个亲日的军阀，没有日本的支持，张作霖是不可能在东三省称霸的。而作为张作霖的头号智囊，张作霖称霸东三省的招儿，都是杨宇霆支的招儿。他不亲日谁亲日?
事实上，杨宇霆亲日的劣迹斑斑：是他，在郭松龄反奉时，到大连勾结日本人，寻求日本关东军的帮助;是他，在张作霖的委托下，与日本商订《满蒙新五路》密约;是他，出头激烈反对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反日方针;是他，拉拢、包庇，甚至有意放走与日本有勾结的张宗昌;还是他，个人表态同意日本企图修筑“满蒙五路”的侵略要求。
但是，亲日并不意味着杨宇霆是汉奸，正如我们不能说张作霖是汉奸一样。
这是他们这些奉系军阀在东北黑土地上，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特别是面临敌强我弱的态势时，所采取的一种生存策略。
有人主张杨宇霆是汉奸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他出头激烈反对“东北易帜”。
不错，杨宇霆激烈反对“东北易帜”，以至于到了宣布易帜的大会上，张学良招呼与会代表合影留念时，他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愤然离去。
但是，杨宇霆反对“东北易帜”的理由，并不是要把东北送给日本人，而是认为蒋介石这个人靠不住，在当前的复杂形势下，不宜急着表态，奉系继续经营一个独立的东北王国难道不好?
而且，杨宇霆还担心易帜一事会直接刺激日本人，导致日军出兵干涉。如果那样，“恐怕中央亦爱莫能助，届时恐不能出一兵一卒来支援东北，况且因此而引起中日全面战争，又绝非中国之福”。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也算老成谋国之言吧?
其实，杨宇霆的上述反对观点，在奉系元老中也颇有市场，“老一辈的显要人物都表示百分之百的不赞成”，很多人把张学良的这种“急剧转变看作是一种危险”。
很显然，这只是杨宇霆与张学良个人之间的工作意见分歧，不能因为他反对就给他扣上汉奸的大帽子。
而且，杨宇霆虽然反对，也就是当众耍耍驴脾气而已，并没有严重到勾结日本军队来直接阻挠易帜之事进行的地步。要知道，以他当时的实力与关系，这一点是做得到的。
有人主张杨宇霆是汉奸的另一条重要理由，就是说“日本官民出入杨公馆的人，日渐增多”，认为这也是杨宇霆在张作霖死后有意下水做汉奸的证据。
其实，杨宇霆一直就是奉系对日交涉的代表。他这样的身份，当然和日本人接触多。总不能说谁和谁接触多，就是有勾结吧?而且，如果杨宇霆和日本人有勾结，要下水做汉奸，必然会对日本人做出有关利益的实质性让步，但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这样的史料。
反而，我们可以找到中国或日本的史料，来考察杨宇霆对日本人的态度。
在张作霖生前的1927年9月，杨宇霆作为张作霖的代表，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进行会谈。芳泽提出，希望在中国东北地区允许日本侨民与中国居民混合杂居，不受区域和居住地的限制，以显示中日亲善。
这个条件看似平淡无奇，实则用心险恶，而且后患无穷。
但张作霖当时没有看到这个后患。他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原则，一直是无关紧要的条件不妨答应，要害条件就运用“拖”字诀。现在，他把这个条件看成了无关紧要的条件。
就在张作霖为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条件而犹豫不决之际，杨宇霆向他指出：这是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的内容，连当年袁世凯都没敢答应的事，我们更不能答应。于是，此事不了了之。
而在张作霖身后的1928年8月11日，日本东京《朝日新闻》以“狡猾哉杨宇霆”为题发表过一篇社论：“我们过去把杨宇霆看成很诚恳很恭谨孝顺的，是我们心目中最理想的养老女婿，实指望他将来对我们养老送终，顶半个儿子使用，不成想，他的良心和心眼一转间都变了，幸而我们的姑娘还没有给他，如果真给了他，不但对我们不能养老送终，还把我们的姑娘白白骗走了”。
从这些由日本人说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窥见日本人与杨宇霆关系之一斑。
张作霖被日本人谋杀以后，关于他的继任者，日本人是既统一又分歧的。
统一的是，继任者最好听日本人的话，使东北永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分歧则在于具体人选，曾任张作霖顾问的日本陆军少将松井七夫主张扶植杨宇霆，而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则主张拥护张学良，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却看上了张作相，谋杀张作霖的主谋凶手河本大作则拟定张景惠。
如果我们因为有一部分日本人拥护杨宇霆继位东北，就说杨宇霆是汉奸的话，那么作为同样的受拥护者，张学良是不是汉奸?张作相和张景惠呢?
从张学良枪杀杨宇霆之后，事后公开宣布的罪状——“暗结党羽，图谋内乱，勾结共党，颠覆国府，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侵款渎职”等等来看，唯独没有明文宣布“勾结日本人做汉奸”这一条。
所以，一言以概之，杨宇霆亲日是事实，但他亲日未投日。在他与日本人交涉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对日本人作出实质性利益让步，他本人既没有担任伪职也没有收受日本人的钱财，这也是事实。
我们可以批判杨宇霆亲日，但绝不能将他与一心一意投靠日本人出卖中国利益的汪精卫之流等同。
杨宇霆固然不是好鸟，但绝不是汉奸。
就是杀他的张学良，也不认为杨宇霆是汉奸，张学良从未说过杨与日本有勾结。恰恰相反，在杨宇霆被杀之后，曾有人在张学良面前说杨宇霆勾结日本，“张即大声斥之，谓这是厚诬死者”。
杀杨之后，张学良曾写给杨宇霆在德国留学的长子杨春元，信中说：“我听信谣言，杀了你父，这与你无关，你要安心学业……”
当时，如果张学良掌握了杨宇霆已沦为汉奸的证据，手中有如此义正辞严的理由和证据，张学良在信中绝不会不提。因为只有说清楚了，才能消解杨春元心中的杀父之恨，避免其日后报仇。
同时，张学良也曾给杨宇霆夫人一信，内有：“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百方劝导，倩人转述，欲其(指杨)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办垄断，不期骄乱性成，日甚一日，毫无悔改之心。”
所以，杨宇霆不把领导当干部，才是张学良杀杨宇霆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