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妻子阿兰，是个新时代女性，在一家大型企业集团担任总经理英语翻译。而我原本只是在市政府里工作的一个小屌丝，存折上的积蓄几乎约等于零。当年是阿兰主动追求的我，到谈婚邻家的时候，我去拜见了未来的丈母娘。
在这之前听阿兰讲，她7岁时父亲病逝，母亲守寡十多年，将女儿抚育成人。现在母亲是物价局副科长。我对未来的岳母充满了敬意，同时心里又有些恐慌：害怕她将我这个比其女儿大9岁的外地佬拒之门外。
也许是长期坐机关的缘故，42岁的丈母娘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轻。举手投足间保持着机关干部特有的庄重韵味。第一次见面不冷不热，像例行公事似地款待了我，这已令我心满意足了。就这样，1999年2月18日，我和阿兰举行了婚礼。
由于我和阿兰单位没分房，又一时凑不足钱买商品房，丈母娘将自己的三室一厅加以装修，腾出一间给我们作新房。
对于丈母娘，我始终有一种拘谨。一来也许是因为她“干部”抑或是“妈”的身份，在我面前保持着矜持，二来她比我大12岁，呼她“妈”总有点别扭。幸好阿兰性格活泼，在我和岳母之间左右逢源，气氛才不至于僵化。
1999年9月，阿兰所在的集团公司在美国筹建一个分公司，指派她出国参加筹建工作，时间九个月。临行前，阿兰抱着我哭成了一个泪人。我信誓旦旦地向妻子保证：“我会日夜想念你，一直盼着你功德圆满，早日归来。”
妻子出国后我与丈母娘的“母子关系”发生了变化
阿兰走后，“三口之家”剩下我和丈母娘朝夕相处、同室共餐，电视旁和餐桌上，我岳母的话渐渐多了起来。话题由过去一般性的寒喧，慢慢发展成为交流和讨论。由于我属于那种不会料理自己的男人，饮食起居全由丈母娘包揽，连内衣内裤也悄悄拿出去洗涤。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到和丈母娘相处越来越融洽，她那“妈”的矜持消逝不见了，“辈份”似乎也在慢慢淡化。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岳母其实是一个很健谈的女人，对事业对人生有许多独到见解，而且那么了解人性人情，令我暗暗折服。渐渐地，两人之间滋生出一种亲密和默契。
后来一次偶然事件，猝不及防地打碎了我与丈母娘的平衡，促使“母子”关系发生了深刻而微妙的变化。
那是阿兰出国三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丈母娘下班途中被一辆汽车撞倒在地。闻讯后，我火速赶往医院，此时岳母在病床上挂着吊针，右脚造成粉碎性骨折。连续几天，我请假一直在医院日夜守护着，跑上跑下，换针拿药，炖汤送水，双眼熬得通红。同室病友羡慕地称赞她有这么一个年轻而又重情的老公，丈母娘微笑着竟然没有纠正。
一个月后，岳母康复出院。回家后马上给我做了香喷喷的烤乳猪等我最爱吃的的佳肴，还花1900元给我买回一套“红豆”西服。我原以为这是丈母娘对我医院伺候所作出的一种回报，但后来我隐隐感到其意义远不止这些。
我的感应不久便被那个特别的夜晚醉意朦胧地遭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