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买卖“反性根源在于生活资源配置不均衡”
南都：在年初的两会上，“卖淫合法化”的提案再次高票被否，而据我们所知，在你以前的观点表达中，你是卖淫合法化的倡议者?
彭晓辉：在今年的两会上，与性相关的提案有三个：性买卖合法化、同性恋者婚姻合法化、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现阶段看，我暂时还不认为买性卖性合法的条件成熟了，可以去罪化加社会管理化;买卖性可以不定为违法或犯罪么，加上社会措施的有效管理就好了。妓女?卖淫?这些词本身就带有贬义，本身就不公平。所以，我本人愿意使用“买性卖性”这种表达。我完全支持同性恋者婚姻合法化和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这两个提案。
在世界范围内，买性卖性合法化的国家还是少数，这与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习俗有关。买性卖性合法化对于有的国家是有利的，例如北欧、德国、澳大利亚，还有美国的某些州。那么，我们会有趣地发现，为何买性卖性合法化的国家全是发达国家或地区?为何非发达国家或地区从没实行买性卖性合法化?
西方发达国家贫富差距相对平衡，在性资源配置方面相对合理而均衡，即使买卖性合法，也不会有太大的动荡。性资源是随着生活资料的配置而配置的，通俗说，谁手里有“香饽饽”，谁就能吸引性资源。“香饽饽”多，拥有的性资源也就多，这样就造成挤压效应，结果是社会底层的性资源被剥夺。
在这样的社会，“反性”的思潮恰恰表现在社会的两极，社会最高层和最底层都是反性的。反性的意思就是对性持消极和禁锢态度或政策。底层是真的反性，不真反性就被剥夺得更多，而贫穷势必会出现买性卖性现象，这又很难禁止。而高层的反性是一种姿态，在文化形态和政策制定上要迎合底层群众的愿望，这是管理社会的需要。而恰恰是社会的高层，获得了更多的性资源。反性的根源在于生活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导致性资源配置也不均等。
同性恋婚姻“他们的婚姻未合法化，4亿人不幸福”
南都：在你看来，支持同性恋者婚姻合法化的理由是什么?
彭晓辉：同性恋者在人口上的构成比是3%-5%，在东西方文化体系、丛林文化系统中都是这个比例。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同性恋更可能是生物学的原因造成的，而不是文化原因造成的。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哪一个确切的生物因素和人的性取向相关，但其生物学成因的很多迹象都表现出来了。另外，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同性恋者仅仅是性取向不同，在智商、情商、社会交往、事业方面与异性恋者没有任何不同。人群中使用左右手的比例也不同，你不能说，使用左手的人就有病吧。
必须强调的是多项研究发现，同性恋不是病态，严格上讲，机体结构有损伤、生理功能有紊乱和精神有疾患才算是病态，但是同性恋者在这三点上都不符合病态的定义。
1886年克拉夫特-埃宾提出“同性恋病态观”，把同性恋的罪恶观转变为病态观，这是一种进步。当时欧洲自中世纪以来的一千年里，认为同性恋者是罪犯，要处以极刑。反之，中国文化对于同性恋者是很宽容的。仅仅是很短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对同性恋者的性行为有刑法的处罚，而西方对同性恋者处以极刑的阶段长达千年。
既然同性恋者是正常的人，那么，就应该和异性恋者一样取得同等的权利。同性恋者婚姻不合法化，将有4亿人不幸福!
南都：4亿人的说法来自统计还是推算?
彭晓辉：同性恋者在人口上的构成比是3%-5%，中国14亿人，我们以3%的最低比例算，近4000万人是同性恋者。男女同性恋者为3比1，初步算出有3000万男同性恋者，1000万女同性恋者。
同性恋者婚姻未合法化，你非要逼着4000万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结婚，就意味着，另外4000万的异性恋者要么就是“同妻”要么就是“同夫”，同性恋者的妻子简称为同妻，同性恋者的丈夫简称为同夫。这样算来，这8000万人就既不性福也不幸福。按照常理，一定要生一胎，这就是4000万孩子。这样的核心家庭就是1.2亿人，另外涉及到老人，一方2个老人，双方就是4个老人，加起来就是2亿人。三代人2个亿，因为同性恋者婚姻未合法化，直接导致这2亿人长期处于不幸、悲愤乃至悲剧之中。另外还涉及到亲戚，这个数量再翻一番，就是4亿人!
因为同性恋者婚姻未合法化，4亿人不幸福!孩子不一定要自己的亲生骨肉，同性恋者领养孩子不可以吗?有那么多中国的孤儿被外国人领养!最近不是有同性恋男孩的妈妈公开宣称，同意他公开同性恋身份，这是可喜的。性和生育是可以分开的嘛，同性恋者也可以采取辅助生殖技术生养孩子啊!
“递套教授”“我愿意戴上这个帽子”
南都：如果按照你的倡议，可能有人不免担心，买性卖性以及同性恋者婚姻合法化，会不会导致性传播疾病的泛滥甚至失控?会不会将社会伦理、道德和现实导入灾难?
彭晓辉：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自由化，文化的开明化，使得买性卖性就合法化了。一个国家如果发达到这个程度，即使买性卖性放开了，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冲突，买性卖性合法化其实是一个文明的标志。
这在如今买性卖性合法化、同性恋者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可以找到很多例证。
现代青年人对性的表达，是堵不住的。事实摆在这里，必须要正视这个事实，就得调整。我们拿北欧的瑞典来说，高中生90%都发生了性行为，但他们的非意愿怀孕率世界最低，他们的性传播疾病、艾滋病感染率在世界最低的行列，他们的人工流产率也是世界最低的行列。
简单地认为，婚前性行为就是导致非意愿怀孕率和人工流产率升高?就会导致各种疾病的感染?这个结论是不对的。只有不安全的性行为才会导致这些后果。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尊重客观事实，提供各种社会服务，这才是我们的政府、教育机构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而不是空喊道德口号。
“递套教授”的称呼我并不在意，我愿意戴上这个帽子，这提醒人们采取安全的性行为，为何不为?至于“性工作者”的戏谑称呼，我也不太在意，因为我视性工作者为自己阶层的一员，他们都是普通人。
南都：最后我们很想知道，一年前你那位被媒体报道过的女硕士生是否找到了工作?在中国当下，性学研究和教育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什么?
彭晓辉：谢谢大家关心。去年被媒体炒作的硕士生已经在一所大学找到了与其专业相关的工作。对在读研究生将来的职业取向，我持乐观看法。我只是感到性教育难，难在“领导拦”。这是因为，学校性教育的阻力往往来自有行政职务者，这是因为他们的决策不是向下而是向上负责使然。所以，我常常也有一个观点：性教育要从领导抓起!因为，他们也缺乏这个知识能力，这也是他们对性教育持消极态度主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