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帅揭秘
徐帅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在历史上是立了大功的。《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诤等，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这方面，情报工作功不可没。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原因何在
中央红军长征与情报工作作者：孙果达中央红军长征期间的情报工作，在一些著作当中，特别是回忆录当中，有不少零星的说法，但对其进行较为系统、客观、全面地研究还很少见。在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尤其是信息战已经成为战场主宰之时，显然有必要做这项工作，看看当年的情报工作究竟对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关节点与情报工作
我们先来看一下情报工作与中央红军作出长征决定的关系。对中央红军的长征事先究竟有没有准备的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莫衷一是。现在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有准备，但准备不足，中央红军长征出发非常突然。现在看来，当年的这种情况实在与情报工作有密切的关系。
据当事人莫雄在《我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计划转交中央》的回忆录中写道，1934年9月底，他奉蒋介石命令上庐山参加秘密军事会议，获得了一两公斤关于第五次“围剿”红军的“铁桶计划”文件，他立刻组织人一面紧急密电党中央，一面“将文件的主要部分用薄纱纸密写抄录，然后由地下党同志藏在鞋底，化装成老百姓千方百计地送上瑞金”。
有了这一史料就容易理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军步步紧逼，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转移已是势在必然，当然得有所准备，但在获得情报后必须于10月中旬趁“铁桶”尚未合围，就紧急转移，则显然准备是不充分的。
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给中央红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1933年秋，廖承志从上海来到红四方面军，他带来了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一本敌军密码电报破译法。这本敌军密码破译法在长征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年红四方面军负责接待廖承志的傅钟后来说：“那本密码电报破译法万分宝贵，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我们都了如指掌。1935年春天，当一方面军为了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进行‘四渡赤水’战役时，情况极度紧张，常常难以架设侦察电台，也多亏有了承志同志带来的破译法，才得以把我们的侦察电台截获的敌军情报，按中央军委指示，及时转了过去。”
中央红军长征与情报工作作者：孙果达的确，当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就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敌人信息，整理汇总后电告中央红军，帮助其迅速掌握周围敌情以争取主动。在双方会师后，朱德对红四方面军负责情报工作的宋侃夫说：“我们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黔、川、滇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的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
对于这段历史，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军事领导人徐向前曾给予高度评价。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情报工作负责人之一的罗青长在2001年11月12日的《解放军报》上撰文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徐帅和我最后的一次交谈。那是1976年的深秋，我踏着落叶步入徐帅的小院。徐帅精神矍铄，坐在藤椅上等候着我。我向徐帅稍致问候之后，徐帅就跟我谈起了党的情报工作。我当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徐帅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在历史上是立了大功的。《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诤等，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这方面，情报工作功不可没。”
红军侦听人员的重大贡献
在以往对长征的研究中，往往忽视了红军电台技术人员对决策所起的基础和关键作用。处于今天日益了解信息作用和日益重视信息人才的时代，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要取得长征的胜利，红军电台的侦听技术人员默默地作出了何等重大的贡献。
在长征途中，红军领导层与情报部门往往是形影相随。据吕黎平回忆，长征中担任红军总部二局副局长的钱壮飞“是侦破敌人情报的专家”，“那时我们几乎天天同他打交道，不是他和曾希圣（二局局长）来一局向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汇报敌情，就是我们去二局查询情况”。
据胡立教回忆：“在长征途中，我在红军总部二局，专注于监听、截获、破译敌方电讯的工作，供中央领导同志了解敌情，有时几天几夜睡不上一个安心觉。”
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搞侦听的有好几个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什么时候都听着它。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加点英文。他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行动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起码可以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另外，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很容易破译。”
这些回忆清楚地表明当年红军电台的侦听工作是多么紧张，多么严密地监视着对手的一举一动。他们白天要行军，晚上要工作，无法睡觉成为家常便饭，以至经常出现边走边睡的情形，就如前文李维汉的回忆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