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原因何在

    由于他们破译了上至南京蒋介石下至战场师团长的秘密电报，因此也就使红军领导层对敌军的战略部署、战役意图和部队动向一目了然，造成了对手在明处而红军在暗处的理想局面，从而充分发挥了红军机动灵活的特长而牢牢把握了战场主动权，使得对手处处陷于被动。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动态却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仅靠飞行员在空中的肉眼侦察，非但像雾里看花，更要命的是往往被早已胸有成竹的红军略施小计就上当受骗，使侦察的结果帮了红军的大忙。如为了欺骗敌机的空中侦察，红军在这些日子里发明了一些简单而又实用的绝招，如行军途中敌机突然飞临而来不及隐蔽时，部队就在统一号令下来个全体向后转，给敌机造成错觉。这就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闭目塞听处处被动，纵然人多装备好也只能束手缚脚穷于应付。

    因此，从战场信息掌控这一点来看，我强敌弱的形势实在是显而易见的。而取得这一关键成果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双方电台极少数的技术人员在交战中红军技高一筹，真是战场决战岂止在将军。

    当然，情报信息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使用它们的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就是明证。在一年多时间里，尽管军委二局先后破译敌人密电也是数量众多，如果用来指导战争肯定能打出许多漂亮的运动战。但很可惜，红军在李德的指挥下，依然不得不打死守硬拼的阵地攻防战，其结果可想而知，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为表彰情报工作的汗马功劳，毛泽东曾先后两次为侦察电台题词，一次是“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另一次是“你们是革命的鲁班石”。这些题词言简意赅却意味深长，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情报工作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以及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至于对长征中红军总部曾希圣领导的负责侦听破译敌军电报的二局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毛泽东更是做了高度的评价。据曾经担任曾希圣秘书多年的邓伟志回忆，毛泽东曾发过这样的感慨：“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

    从上述史实不难看出，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除了目前人所共知的原因外，实在是与情报工作分不开的。对此，刘伯承曾经打过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玻璃杯里押宝，看得一清二楚。”毛泽东也有类似的比喻：“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隔着‘玻璃杯’押宝，看得准，赢得了。”


    中央红军长征后，第一个重要决定是通道转兵，不按照原计划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是折向贵州。据伍修权回忆这是因为生死攸关的情报：“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于是红军领导层对行军路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的报告

    对这一问题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也有回忆，她这样写道：当时毛泽东对王稼祥说：“我们从已得到的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壁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地操劳扑空。”王稼祥点头说道：“这个情报我也知道了。”可见，红军突然转向贵州也是以情报为依据的。

    学术界对遵义会议的研究已经比较透彻，但对在敌人围追堵截之下，遵义会议为何还能开得如此从容，却至今几乎无人提出疑问。通道转兵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并不全面。可以说，情报工作起到了更重要、更直接的作用。据当时担任红军总部作战参谋的吕黎平回忆：“从（负责侦听敌台的）总部二局破译的敌人电报中得知，追击红军的薛岳兵团的两个纵队虽然已经入贵州，但尚未渡过乌江。蒋介石围攻遵义的部署亦尚未完成。党中央与中革军委立即利用这一空隙时间，就地休整扩大红军。”

    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是土城之战，这一仗之所以没能打好，实在是因为情报工作出现了失误。据杨尚昆回忆，在战斗打响后几小时，“彭总发现敌军的兵力不是原先预计的4个团，而是3个旅9个团，火力很强，立刻建议军委：‘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

    继土城之战的是二渡赤水后的桐遵之战。这一仗之所以胜利，情报的准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红军截获了“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云南省主席龙云《作战方略》的电令，了解到敌人对红军包围圈最薄弱的部分是黔北的军阀王家烈部，因此决定回师东进杀个回马枪。

    比较土城之战和桐遵之战，不难发现情报的准确与否往往直接决定战斗的胜负。

    桐遵之战后蒋介石痛心疾首，连呼“奇耻大辱”。1935年3月2日，蒋介石赶到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重新启用“铁桶计划”，就地遍筑碉堡与重点进攻相结合，让碉堡在黔北，特别是在赤水河两岸遍地开花，以捆住红军双腿使其难以“运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蒋介石决定自己赴贵阳“御驾亲征”。

    重庆地下党很快就获取了蒋介石刚制定的行动计划并传给了红四方面军，而后者又立刻传给了中央红军。这一机密情报显然对红军领导层决定放弃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而南下贵阳起了重要作用。

    面对危局，刚刚重掌军事指挥大权的毛泽东充分表现出一个成熟统帅的胆略，一个大胆的军事行动已在胸中酝酿成熟，他巧妙地利用蒋介石即将到达贵阳的情报开始了至今看来仍令人赞叹不已的“斩首行动”，命令红军秘密地第四次渡过赤水南下贵阳。

    毛泽东先是指挥红军作出进攻遵义而不打算南下的假象，在得知蒋介石已经到达贵阳后的几小时就立刻命令红军迅速南下，昼伏夜行，很快就兵临城下，迫使蒋介石调出守卫云南的滇军以“护驾”。在电台监听到滇军出动东进的消息后，红军立刻绕过贵阳城向西南疾进，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