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富的梦想
赖昌星的精力并不专注于劳动本身，他“万能的头脑”时刻都在寻找着更赚钱的路径。在集资的汽配工厂干了一两年后，他做了一个决定：自己单起炉灶，开了一个纺织机械厂。因为没有地方，他买下了自己家对面一家人的房子，改建成厂房，还请了个师傅帮忙。赖昌翁这个时候担任着生产队的出纳，赖昌星的厂子要买煤、钢材等原料时，有时不够钱，找到他拿几千块钱垫上，过一两天就过来还。
这个厂子带给赖昌星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在这期间，他邂逅了曾明娜。其间细节，曾传章并不愿回忆，只是粗略地概括为：“他那时到处联系麻纺生意，在莲屿这边谈生意时遇到了明娜，不久就托人来介绍。”这是在1981年。事后回溯，对于赖昌星而言，这场婚姻的意义除了完成传宗接代的自然使命，也让他找到了日后“事业”上最亲密的搭档。
事实证明，赖昌星出来单干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相比汽车配件而言，做纺织机械的人还不多，更为重要的是，他赶上了改革开放后的来料加工型经济大潮——浙江、福建和广东的沿海村镇蓬勃发展的制衣业，为他的厂子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除了做纺织配件，他也做利润更高的纺织机床。由于厂里没有足够的空间用来组装，需要装车时，还得借用小学的操场。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初具青年企业家的气象，他挤火车、睡地下室，全国各地跑销售，努力用自己的执着与热情弥补文化的缺陷——最开始跑业务时，他甚至不会讲普通话。在一张上世纪80年代初摄于河南的照片上，正在与客户谈生意的他蓄着小胡子，穿着一件白色V领毛衣和牛仔裤，双手交叠着放在翘起的腿上，袖子高高挽起，看起来干练而诚恳。很快，继父亲大搞农村建设成为省里的典型后，他的纺织机械厂也成为省里领导参观的对象。
纺织机械厂取得的成功，促使赖昌星相继开办了印刷厂、雨伞厂，并从中获得了可观的财富。赖水强日后接受央视《新闻调查》采访称，这个时候“钱很多，一年能弄到一两百万”。
在财富之旅的第一个巅峰，赖昌星做了一个让人略感吃惊的决定：他到石狮去了。
赖文建说不清赖昌星是因为何种机缘去石狮的，只是听说他在做纺织配件生意时认识了一些石狮的朋友，把他拉到石狮去了。也许是在做纺织配件生意中，看到了服装生产带来的巨大利润，他在1989年与一位姓吴的朋友在石狮开办了“蝶燕服装厂”。
赖昌星进军石狮，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这个原隶属晋江的小镇，因为商品经济急速发展，以至于原有的建制无法与之相适应，在1988年底脱离晋江成为县级市。
《石狮市志》这样描述这个过程：1979年，海关放宽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国探亲携带物品的规定。由于放宽的幅度大，大量侨货港货源源涌入石狮。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华侨和港澳同胞除带进电视机1130台、收录音机6276台、计算器25009台，还有经中国旅行社托运入境的包裹(主要是衣服、布料)71.85万公斤，以及从邮局寄进的10.2万余包货物包裹。由于华侨物资太多，重新出现了大量小商贩，石狮成了闻名全国的“洋货”市场。
据知情人的描述，当时石狮的汽车站几乎是福建省内开通长途班车线路最多的一个。直到现在，“摩的”司机也会自豪而又不容置疑地告诉你，晋江“摩的”的起步价是3块，而石狮是5块，“因为这里是石狮”。
滑向走私渊薮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拥有了纺织机械厂、雨伞厂、服装厂等产业，但据他日后对《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詹姆斯·麦克格雷格的回忆，真正触动他的是倒卖电子产品所能挣到的巨大利润。这个时代全民倒卖电视的疯狂举动，在日后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被亲历过此过程的导演叶京详细描绘：几乎全国的客户都提着现金跑到南方沿海城市，寻找可能的货源，轻松一倒手间，价格便已翻了几倍。麻烦在于，要解决货源、运输等问题，需要搞到各种各样的“条子”。
赖昌星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1989年，他设法认识了当时在石狮市公安局任副局长兼政委、日后成为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庄如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寻访到的曾在1989年任职于石狮市公安局的两位警官都拒绝了采访，对于赖与庄往来的了解也就无从深入。
庄如顺在石狮期间给予了赖昌星多大的帮助，一直是个谜。据赖昌星对麦克格雷格的回忆，当时，国营的中国旅行社利用渠道优势，已经在电子产品领域建立了非常赚钱的业务，主要是出国人员为国内家人购买免税电视、音响和家用电器。出国人员在回国前从国旅获得免税代金券。然后他们可以在中国凭票购买免税产品，再带给家人。
赖昌星组织并垄断了此类代金券的二级市场。旅行社代理和导游会替他从出国人员那里购买这些代金券，然后赖再用这些代金券成车地兑换彩电和家用电器。他还进一步扩张业务，为海外华人组织打折中国旅游团，这些海外华人把自己的代金券交给他的导游。
在此过程中，赖昌星并不从事生产，他只是运用自己的组合各类资源的能力，在一系列的腾挪倒换中攫取利润。这对关系资源——他称之为与高层官员的友谊——的依赖十分明显。在财经作家吴晓波描绘的中国企业成长史中，在一切资源都控制在国家手中的转轨期，利用两种轨道之间的灰色间隙，通过倒卖各种指标积累财富的行为并不鲜见。
但赖昌星与其他企业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中的很多人从这种介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行为中及时收手，而赖昌星则滑向了比这还要深的渊薮——在石狮这个走私的前线，他很快发现直接走私的利润空间比代金券大得多。用赖水强的话说，此时的他，“开始小小的走私，有时候混装一点偷运进来，刺激了他，总是比做其他事情利润大，就往这个方向发展。”
石狮的走私风潮，几乎与海关对侨货、港货的放宽同步。《石狮市志》描述：1981年下半年，东南沿海出现严重的海上走私，港台走私船直接驶向深沪湾海面，走私物品主要是布料、手表、“三机”和日用工业品等。石狮周围5个沿海公社的渔业大队大多不同程度地卷入走私活动，甚至广东沿海的走私货也运到石狮销售，使华侨物资失去竞争力，石狮市场销售的洋货，逐步为走私货所取代。
而在参与走私最严重的永宁公社沙堤大队，早在1980年，51艘渔船全部参与走私，涉及549人，占该大队人口数的67.73%。
知情者介绍，石狮的走私，其实从“文革”期间就开始了，一开始是手表，之后是电器和摩托车，最后是服装和香烟。
发迹之后
尽管做好了足够的准备，但走在沙堤村，这个村子的富庶还是让《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略感惊讶。在这里几乎看不到旧房子，所有的住宅都是二层或二层以上的漂亮楼房。从敞开的大门中往里看，内部装修的精致和家电的齐全，在沿海地区的农村里也算少见。
村里没有泥土路，水泥道路一直延伸到海边。这里的任何公共设施，小到篮球场、家庙的栏杆，大到水泥路段，均由村民集资修建，因此，村里最随处可见的是刻在石碑上的捐资名录。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很自然生发的一种情感，是对宗族的强烈依赖和认同感。较之村落共同体的现实利益，国家利益显得遥远而抽象。
至少在赖昌星所在的烧厝便是如此。即便作为人民教师，对于赖家，赖世雄最朴素的感受仍是感念：当年若不是赖昌星的捐资，远华中学的建校地址很可能就要花落别家，给赖氏五村的子弟凭空增添交通成本不说，还会让村里丧失一个固定的经济来源——一个1500人的学校，每天产生的消费是多少？看看马路两旁密集的饭馆就知道。
他进一步对记者分析，对于晋江这样靠来料加工发家的地方来说，赖昌星带来的廉价原材料无疑增强了本地企业的竞争力。
探讨走私对于国家的影响，是个过于宏观而专业的问题。这样的影响往往隐而不彰，赖昌星似乎并不明白其与普通生意的区别。在接受麦克格雷格采访时，他认为自己并未背叛国家，“我从来没有偷国库里的钱，我只是在它们进入国库之前才拿这些钱，它那时还不算国家的钱呢。”
赖昌星确信自己找到了最适合自己追逐财富的路径依赖。被石狮税务部门查封了在石狮的工厂之后，赖昌星并没有因此而走回头路，而是带着400万美元资产离开了石狮前往厦门，不久后移居香港，并在几年后以港商身份重返厦门。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成为日后媒体津津乐道的那个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却仍保持着乍看之下与其身份地位并不相称的谦恭。
赖昌翁最后一次见到老同学赖昌星是在1995年。那时，赖昌星要建88层的远华国际中心，在挖地基时挖到一块大石头，请他去帮忙挖掉。此时的赖昌星踌躇满志，要在厦门建一座远华城。这位大老板对困难时刻帮助过自己的儿时伙伴很亲热，“他跟司机讲，这是我真正的老同学。”赖昌翁回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