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后的两难选择
赖昌图总对别人感慨自己只有初中学历，考上了高中但没去念。仿佛如果当年读了高中，他的人生会是另一条路。
另外那条可能的人生路径无从展开，从已经走过的道路来看，他随着自己三哥赖昌星走上了一条大喜大悲的人生之旅：在远华集团鼎盛时，他作为集团董事主导利润最大的香烟和汽车“生意”，事发后逃亡澳大利亚，而后被落网的大哥赖水强力劝回国自首，免于死刑。去年10月，坐牢8年的他取保候审回到家里。
赖昌图出狱后一直住在晋江烧厝村老家的房子里。
1998年下半年，他的二哥赖昌标在一次酒后斗殴中被自己的保镖击中头部，成为植物人，瘫痪后的日子就在这里度过。
这是一个被围起来的院子，坐落在赖昌星捐建的村老友会旁。一层的平房里供着父母的遗像。边房是赖昌星当年的婚房，不到十平米的小屋依然挂着红幔帐。赖家人发达之后，就把这个屋子里的物品一如新婚之夜一样摆放整齐，十年之后，小屋的门锁早已锈迹斑斑。
赖昌图住进新搭起的阁楼。回家的第一个晚上，村子里的老朋友挤满了赖家的厅堂。赖昌图和以前一样和声细气，但“变得有些低眉顺气”。村里的朋友说，“监狱里放出来的人都这样。”
狱中的日子，赖昌图喜欢看破案小说和《知音》杂志，杂志里描写的苦大仇深、生活无助，让他感同身受。那是因为他真正感受到绝望的滋味，“整个人精神风貌不好”。赖昌图说自己不仅穿得难看，也变老了许多，头发比以前少了。
平日的生活赖昌图作息规律，一般早上九点起床，喝早茶、会朋友，他会上网看看新闻，没事开车出去溜达。他由保姆照料生活，偶尔自己打扫屋子熬粥做饭。赖昌图厨艺不错，喜欢喝粥，擅长做福建风味的姜母鸭。妻子与女儿早就去了香港定居，他一两个月会去趟深圳与家人团聚。
他有很多想做的生意，晋江是个工业城市，农村里的村民更多已经放弃了农活，赖文建说：“村子里大部分人在办企业，主要是办印刷厂。”赖昌图也想办个印刷厂，找点事做，“不能老这么闲着。”这句话他每天早上起来见到朋友时都会念叨。
“想干就赶紧干。”常到家里做客的朋友劝说。“会怕的。”自从远华案发，赖氏家族生活像过山车一样往下滑，赖昌图就一直担惊受怕。
他思前想后，2009年6月12日，还是给中纪委“4·20”专案组寄了一封申请信：“本人赖昌图因远华集团案件，现已释放快一年??释放这一年来，本人遵纪守法，老实本分生活在家。因至今本人还没有身份证，生活十分不便。再者，本人现在家无事失业，经济生活困难，为度生计，本人屋边旧猪舍杂地400平方米，准本临时搭建铁皮屋，经营小加工厂，到时如政府规划需要动用此地，本人愿意无条件服从拆迁。以上事宜请求专案组领导转告晋江市政府领导给予支持方便，谢谢。”
赖昌图口述，朋友帮忙手写，写完后他在信尾签上名字，羡慕地说：“你们有文化就是好。”表情诚恳。给“4·20”专案组申请后，他依然不忘到晋江市各个主管领导处走动备案，然后在宅院后面搭起了铁皮屋。
既想做些事情，又不免畏首畏尾，出狱后的赖昌图就这样处于两难境地。
树欲静，风不止
赖昌图是同辈中最小的，在他心里，三哥赖昌星如同父亲，大哥二哥则更多体现母亲般的关爱。赖昌图对于记者们感兴趣的陈年旧事不愿提及，但跟他聊起赖家这些年的家长里短时，他会难得地放松下来。
赖昌星家乡最亲的人就是这个弟弟赖昌图，他在加拿大每天要给弟弟通电话。赖昌图告诉他，烧厝村里的村干部改选，堂亲赖文宾被选为村长。电话那端，赖昌星会很开心，说要打电话去祝贺。
赖昌图通过越洋电话缓解赖昌星对故乡和亲友的思念——
房梁上长出草来，我一大早爬上去修剪了；
村门口开了一家“远华饭店”，仗着我们以前的名号，生意火得不行，来的车子都快把马路占满了；
印刷厂铁皮屋的工程又有进展；
诸如此类，事无巨细。
2009年8月末的一天，赖昌星在加拿大独自醒来，凌晨5点，他突然非常想念弟弟，给赖昌图打了一通电话。电话那头，赖昌图不像以往语气温和，而是着急上火。赖昌星忙问什么事。赖昌图跳脚说：“铁皮屋被拆了。”
此时的晋江已近傍晚，侄子赖文峰等人闻讯赶来。赖昌图出狱后小心翼翼办的第一件事竟然“黄”了，让赖家人灰心。
这个下午，赖昌图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他私自搭建的铁皮屋被晋江市城管拆除。他接到村民电话赶回来时，300平米的厂房已经是一堆废铁。在福建晋江农村，许多村民在村里办厂子，私自搭建屡见不鲜。“私自搭建”让赖昌图一直惴惴不安，“大家都这么做”又让他觉得顺其自然。
“我出狱后，政府让我专心赚钱，现在搞得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不就办个印刷厂吗，这样子会害怕的。”赖昌图不停地走来走去。电话不断响起，要么是赖昌星从加拿大打来的，要么是妻子从香港打来，要么是赖昌星前妻曾明娜从厦门打来的。
这个时间段，正是曾明娜回国的第三个月，曾明育出狱，“4·20”专案组一直都在与赖昌星协商引渡回国的事宜。“阿星每天都在和专案组汇报，自从去加拿大就没断过。”赖家的好友说。
赖昌图一脸沮丧：“赔了十来万，这都是和朋友借的钱。”
“阿星本来是要回来的，谈判进展都很顺利，今天已经放话说不回来了。”这个晚上，赖昌图家人来人往，赖家好友不断把赖昌星的最新态度传递出去。
曾家老辈的怨言
赖昌星的前岳母蔡秀猛不止一次拍着胸脯说：“曾家10年后能好起来，都是我们俩老的撑起来的。”
赖昌星拖着一家人逃亡加拿大的十年，曾家仍然守着晋江机场边上的三亩多地，这条莲屿街道本是晋江市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过去有钱人才住这里。”“地瓜”说。他原是大哥赖水强的司机，远华案发后去了东南亚做打工，近两年又回到了晋江，靠着之前与赖家的交情，每天过来陪伴赖昌图。
10年后，在周边广场与商城的兴起下，这条本不宽敞的巷子也面临着拆迁。这是曾传章和蔡秀猛每天挂在嘴边的谈资。“我这空地有700多平方米，到时候房子给补贴，空地给补吗？”蔡秀猛嚷嚷，“不行我就去香港申请一个廉租房，从深圳坐火车也就三小时到厦门，早上去晚上回。”
76岁的曾传章晚年生活不仅要算计着政府的拆迁，还得保住一家团圆。2008年的12月，曾传章给公安部寄去了一封信，“我们年纪大了，得有人养老送终，我写信和政府求情，看能不能放了阿育。”“阿育”是曾传章的大儿子曾明育，远华集团董事会五名成员之一，因厦门远华一案被判15年监禁。
为此，曾传章家里的电话几乎成了热线。四处托人求情，疏通各种关系。最后的回音是：只要作为远华董事会成员之一、赖昌星的前妻曾明娜能回国，将考虑给曾明育减刑保释。
曾明娜未满18岁嫁给赖昌星，踏入赖家家门，对晋江市西园街道烧厝村的村民来说，她是再熟悉不过的人，“变瘦了很多，也老了，和以前很不一样。”赖文建评价回国的曾明娜。
“一开始她哪里敢回来，吓都吓死了。我们告诉她，现在不自己回来，到时候被抓回来就更惨。”蔡秀猛说。“她非常想回国，在加拿大生活很不习惯，连吃的都不习惯，我们两个老人家去动员她，才动员成。”而曾明娜的回国也是在得到“宽大处理”的答复之后才做的试探。
“这等于阿好(曾明娜小名)来换阿育。”曾传章说。这是他晚年最骄傲的事情之一：“一家人还是亲人。”曾明娜愿意妥协来换取弟弟曾明育的自由。
2009年5月3日，曾明娜带着23的小女儿赖真真悄然回国。住在政府安排的房子内，出入自由，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朋友很多，都会去厦门做客。”蔡秀猛称。
曾明娜回国3个月后，曾明育出狱，不过“每周还要去派出所报到”。曾传章已知足，“一家人算团圆了”。弟弟出狱后，曾明娜才开始四处走动。此后的每个周末，曾明娜会带着女儿从厦门开车到晋江，先到大嫂家探望，吃完午饭，到赖昌图家闲聊，晚上再到娘家休息。
10年之后，赖昌星的两个哥哥赖水强和赖昌标已经相继去世，后者的葬礼很萧条。这一年也是曾明娜和赖昌星离婚的第四年，当然，两家人依旧密不可分。蔡秀猛抱怨以前的赖昌星，“只照顾他们家那边，根本不照顾我们这边。我两次去香港，他就给我11万元，一次4万元，一次6万多元，他非常有钱，就给我这么一点。”
大女儿和大儿子也是她的抱怨对象：“曾明娜也是啥都不懂，要是真能干，今天怎么能到这地步。我要是识字，一定会被拉去做会计，现在死的就是我；我们阿育以前根本没做生意，天天跟着他们吃喝玩乐。我一直教育我们家阿育自己留点，他说‘妈妈你怎么这么贪。’他现在也不结婚，什么都不做，也不管我们死活。”
据蔡秀猛讲，当初并非没有人劝过滑向深渊的赖昌星，“但他谁的话都不听，他武断得很：‘我比你们还不会？’‘成功’的人，好听的不好听的都要能听进去才行啊。”蔡秀猛总结，她至今耿耿于怀的是，赖昌星夫妇被香港移民局抓去时，“两个孩子哭天抢地，没得吃，他们的朋友兄弟攒钱，我寄了10万元过去，被抓去判了一年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