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力量”的少年
日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贫穷一直是故乡留给赖昌星的童年记忆。但无论是儿时玩伴还是小弟赖昌图都强调，在那个普遍贫穷的时代，他们家并不算特别困难。在赖文建和赖昌翁的描述中，童年生活因贫穷而更显简单，有着一种不复追寻的田园牧歌般的诗意。
赖文建那时住在赖昌星家隔壁，他们这一幢楼里差不多大的孩子，上学时相约同行，下课了一起回家。童年最大的欢乐，都在简单的游戏中度过。
他们最爱的是游泳，不上课的下午，要在脏兮兮的水坝里泡四五个钟头，即便是上课，午休的时间也被利用起来，吃完饭碗筷一丢，在水坝里泡两个小时，离上课只剩一刻钟时再一路小跑到学校。还有一种冲关游戏，小孩们分成两拨，防守的一拨站成五条线，拦住进攻者的冲击，进攻者一口气冲过五条防线就算赢，反过来，则算防守方赢。
最令人回味的时光是在夏日的夜里，家家户户在家门口搭个简易床，用竹子和纸板做成扇子，就在外面纳凉睡觉。那时连蚊香都没有，只能利用烧麦秆产生的烟雾来驱蚊，这帮孩子就是在这样的袅袅烟雾中捉迷藏，因为房子很多，家里又没有灯泡，只有煤油灯和蜡烛，一个人藏起来经常一晚上都找不着。
农村的孩子普遍读书很晚，赖昌星直到9岁才上学。家庭的贫困、“文革”对教育的破坏，使得与他同届入学的同学逐渐流失，一年级时还有五六个班，到进入五年级毕业班时，只有一个班硕果仅存。赖昌星的“学历”并非他自己记忆中的三年级，而是五年级。
1973年五六月份，赖昌星班上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要去香港，这个毕业班的语文课由其他几个老师分着上，赖世雄就是代课老师之一。由于给赖昌星上课不多，他对于这个学生并无太多印象。曾教过赖昌星的数学老师赖锦星对这个昔日学生的唯一印象，也只剩下“长得很漂亮，很多老师看见他都忍不住要去摸一下他的头”。
赖昌星比赖昌翁早一年上学，但赖昌翁读到三年级时，两人竟然变成了同班同学。由此，赖昌翁猜测，赖昌星应该是留过一级。那个时候一套小学教材分十册，他俩都读到了第十册。
“赖昌星在学校喜欢打篮球和乒乓球，他个子不高，但是速度快，力气大。功课一般，数学马马虎虎，要他写点东西，搞不来。上课不怎么专心，要交作业了，临时借我的抄一下。”赖昌翁强调说，“但是他的头脑好。”赖昌星自己显然也这么认为。日后，他把自己的才智用到了做生意当中，比如，他能轻松记住300多个电话号码。
干农活当然是每个农村孩子的必修课。赖昌翁回忆，有一段时间，他们凌晨两三点就要起床，背着粪箕，拿着粪耙，漫山遍野地拾猪粪和狗粪给大队的地里做肥料。上学前还需要拔青草喂自家的兔子，挖了松菇为家里换几个零用钱。
赖文建说，到了冬天，他们天不亮就要走到1公里外的山上，去大队的地里挖地瓜。生产队白天挖地瓜时把大的挖走了，会剩下一些小地瓜，他们这些小孩结伴去挖出来，好一点的自己吃，差一点的喂猪、喂兔子。冬天的早上很冷，他们穿着拖鞋上去，单薄的衣服满是补丁，山上风大，一群孩子冻得不得了。赖文建说：“别看这玩意不值钱，但是埋在地下，用锄头耙，耙很久才能耙到一块。”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赖昌星开始在同龄人中显露他出众的号召力。众多挖地瓜的孩子中，他经常是那个组织者。“他矮胖矮胖的，有力气，每次都能挖很多，而且人缘好，讲义气，看见跟他一起去的孩子捡得少，会主动把自己挖到的地瓜分给别人。”
有理由相信，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表现出来的对人的体谅，来自父亲朴实的言传身教。
家族的基因
赖昌星父亲赖永等的好名声不仅限于烧厝，至今，在附近的赖氏五村提起他，乡亲们依然深怀敬意。赖昌翁说，上世纪50年代村里搞生产队分组的时候，村里一些最穷的人家没人愿意要，赖昌星的父亲把他们统统捡过来，合成一个生产队。
在担任生产队大队长兼书记期间，赖永等领着村民开荒、种树、种水果。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种麦子，但吃不完的麦子很难卖出去，他想办法弄了个用手摇的做面条的机器，全村仅此一台。村民把脱了壳的麦子送来他家，他就帮着加工成面条，很方便。副业的成功，让烧厝村的经济情况在附近几个村子里还算不错。由于农村建设搞得有声有色，政府还专门为村里盖了个礼堂，这在当时可算取得了很大成就的标志。烧厝村也因此成为一个典型，全省各地都有人来参观。
在赖昌图的回忆里，父亲是个“没脾气的人”，从来没发过火。因此，他经常充当着“摆平”村里矛盾的角色。怎样“摆平”？“两个人吵架，讨好一个，再讨好另一个咯。‘看在我的面子上，算了算了。’”
不知与赖永等早年在村里大兴副业有无关系，据赖昌翁回忆，早在“文革”期间，烧厝就有了算盘厂、印刷厂等好几个工厂。作为赖家最早见过世面的孩子，赖水强还入股了算盘厂，很早就全国各地到处跑销售。这期间积累下的销售渠道资源，也为日后赖昌星所开麻纺厂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儿时玩伴赖永独回忆，早在读小学时，赖昌星就跟他一起卖过油条、包子、冰棒，还从果农手里买进水果，再在公路边卖给路人。关于赖昌星的经济头脑，赖昌图只是淡淡地表述为“从小就想赚钱”。对于经商传统深厚的闽南人而言，获取财富可能是一种骨子里的本能。
按赖昌星本人对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的回忆，1973年小学毕业后，他先是在家种了一阵地，然后跟着哥哥一起到部队挖了一年多水井，之后又去了泉州挖防空洞。
赖文建跟他一起去的泉州，他回忆说，自己那时跟赖昌星住一个工棚里面，每天早上4点起床，晚上八九点收工，一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赖昌星推独轮车，400公斤的土筐，推到两三公里外的地方倒掉，一天不知要重复多少遍。“晚上回来吃了就睡，累得不得了。”即便这么累，他俩还是咬牙坚持着，原因很简单，“在生产队，一天只能挣两三毛钱，在这边给包工头干，一天挣三四块。”那时候的赖昌星，身体素质好，干活出色，加之能说会道，与周围人关系很好。
工程做完后，赖昌星回到了烧厝。在村里的农机厂谋得了一个跑业务的工作，但不久碰上针对非公有经济的“运动”，厂子停产了。那是在1976年，当时还隶属晋江的石狮镇出现了螺丝大王、水产大王等八位年收入过万的商贩，是谓着名的“八大王”。该年，新闻纪录片《铁证如山》在全国各地播放，其中有一段解说词称：石狮的资本主义小摊点有993个，日成交额达60余万元。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对赖昌星的影响其实很有限。运动过去后，他很快就与五个村民集资办了一个小的汽车配件厂，每个人出几百块，几个人既当老板又当工人。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投资。工厂就开在其中一个集资者家里，厂里一共4个炉，每个炉灶4个人，一个拉风箱的、两个抡大锤的，还有一个师傅抡小锤。
赖文建那时和赖昌星在一个炉灶抡大锤，10来斤的大锤，每天8个小时不停地抡下来，虽然也很累，但毕竟比在泉州打工时要好很多。只是他们的货发出去，钱却收不回来，让他们很是郁闷。这样光拿工资，做下来一个月也才五六十块。
这段时间里，赖昌翁成天跟赖昌星腻在一起，“每天晚上，不是我上去他家，就是他下来我家”，两人抽着两毛八一包的“水仙”烟瞎聊。“他抡大锤是把好手，有一次他跟我比，两人用大锤打钻头，看谁更准，最后我都没他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