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对于主持人来说,春晚赋予的责任重大,但空间不大。站在台上,我们没有那么多自由发挥的余地,春晚主持人更像一支黏合剂,努力黏合节目之间的缝隙,这是一个精细活儿,要做到精确而不着痕迹。如果真的要在这个舞台上寻找一个发挥的空间,也就是救场的那一刻。那是一块试金石,那一刻考验着主持人所有的职业功夫。多少年的积累,你有多深,你有多厚,你有多少定力,在那一瞬间肯定要爆发出来。
2009年春晚,零点之前的一个舞蹈节目临时调整到零点以后,和另一个同类节目撞到了一起。两支舞蹈的伴舞都是同一拨演员,为了给他们争取时间更换演出服,总导演郎昆临时下了命令:“朱军,赶紧把这一分钟给我补上!”
我立刻抬头看表,离上场只剩 50秒了,完整构思一段台词的时间都没有。我本能地把头转向朱海:“老哥,说什么?”朱海亮出一副你办事我放心的表情:“老弟,我相信你。”
这几句话说完,前面的节目已经差不多收尾了。命令加信任,像是两剂定心丸,瞬间给我安了心。我迅速地整理了一下思路,走上台前的那一刻,那段台词终于应运而生:“亲爱的朋友们,新春的钟声已经敲响,又一个明媚的春天向我们走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给大家拜年,祝大家己丑牛年大吉。此时此刻,一定有很多很多朋友在给自己的朋友送去新春的祝福和问候。我想说:在您送去问候和祝福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我们最容易忽略的人,那就是常伴在我们身边的人。如果您的父母还没有休息的话,请起身给您的父母鞠躬,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感谢他们一年的劳累,感谢他们带给这个家庭的温暖。请用您的笑容为您的丈夫、为您的妻子,也给您的儿女送去祝福,感谢一年来我们相互搀扶走过的日子。最后我想说:也让我们感谢我们自己,感谢我们这一年来的自信与坚强,感谢我们这一年来所取得的工作成绩。”
过年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记得给亲戚朋友领导同事发短信拜个年,但是自己的父母家人、自己的兄弟姐妹,在那个时候恰恰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作为一名主持人,站在这个舞台上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试图借助自己手上小小的权力号召大家,通过鞠躬这样仪式化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既是一种自我情感的确认,也实实在在地让家人感受到你对他们的祝福。过了这个年,好多朋友一见我就说:“那天我响应你号召了,站起来去给我父母好好鞠了几躬,拜了个年。”
春晚黑色三分钟是怎么回事
2011年春晚,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当我和我的五位同事周涛、李咏、董卿、张泽群、朱迅把既定主持词说完后,离零点倒计时还有整整 1分 20秒。耳麦中响起了总导演的补台命令,就像是赛场上的发令枪,我来不及思考,更不容迟疑,迅速调整,进入战斗,在开口说话的同时,我甚至还看了一下坐在观众席最后一排的台长,从他坐姿的变换中我感到了洋溢全场的紧张。似乎仰仗一种职业本能,现场的一切瞬间转换为奇妙的力量,打开了我的思路。1分 20秒之后,新年钟声零误差敲响。到了后台,我得到了导演和同事“太棒了”的称许,自己当时也有种劫后余生的喜悦。
但是到了第二天起床看重播的时候,一丝怅然在我心底慢慢地蔓延开来,其实是有遗憾的。虽然貌似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是回过头再看的时候,不免有些赧然,那段自行添加的台词整体比较空洞,除了一句“凝望着母亲的白发,抚摸着孩子的笑脸”实实在在地传递出了人生的某种况味。我有些自责,为什么不按照自己的第一直觉发言?当时上场以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想告诉大家真相:此时此刻距离一个新的春天还有一分多钟,我们几个人把所有准备好的词都已经告诉您了,现在站在了时间的门槛儿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要不咱们拉拉家常,您回家了吗?您家的饺子包好了吗?您的鞭炮准备好了吗?或者让我们一起静静等待零点钟声的敲响,现在还有多少秒 ……
但是我的职业习惯条件反射似的压倒了我的直觉判断。站到台上开口的一刹那,我改变了初衷,自己直觉所要表达的意思和之前预设的台词风格相差太远了,一堆宏大的东西,突然续了一些鸡毛蒜皮,一下把情绪降下来了,我犹豫着要不要冒险随了自己的性子。最后一个女主持人已经开口说话了,导演的指令非常明确:“朱军,你来负责零点报时,剩下的人说完自己的词都不要吭声了。”在那一瞬间,我的个人意志终究还是服从了全局,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亲爱的朋友们,金鼓齐鸣,壮志飞扬 ……”调子渐渐拔高,把所有美好的词汇统统往里堆砌,“我想此时此刻我们都满怀着激动的心情在迎接一个崭新春天的到来。此时此刻,我们都站在了时间的门槛,凝望着母亲的白发,抚摸着孩子的笑脸,”看着时间一秒钟一秒钟地过去,我拉长了语调,“我想我们所有的人都真心地对自己说一句:真好,我们又过了一个平安、和谐、幸福的快乐年。”那一刻很紧张,也有些沮丧,为了撑时间,我的语速更缓慢了,看重播的时候都能感觉得到,“亲爱的朋友们,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和着这迎春的鼓声,迎接辛卯兔年崭新春天的到来!”精彩不精彩,只有自己明白。这次补台干脆利落,甚至做得不着痕迹,从某种程度而言人生照例是一场值得一搏的争衡,然而它的奖品是拼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