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的时代，是众士如云唱大风的时代。《战国策》真实地展现纵横策士的风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苏秦和张仪。苏秦起于“草根”，不过“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他曾自称为“东周之鄙人”。张仪也经历过失败的痛苦，和苏秦一样，有着坚忍不拔、顽强进取的精神。他们都是由失败走向成功的纵横家的英雄。多智善谋，或者说擅于“长短纵横之术”，是战国策士们最大的本领。智慧的运用，又转化为具体的谋略与计策。范睢的“远交近攻”的策略，冯谖为孟尝君经营三窟，邹忌讽齐威王纳谏，不能不说是策士智谋的成功。甚至一位女子齐君王后，也能以“引椎击破玉连环”的智慧击碎秦王的挑衅。智慧的运用，在于深刻地把握种种矛盾的复杂关系，充分利用诸矛盾之间的交叉点与空隙，把握矛盾冲突中所产生的有利机制，利用矛盾，制裁他人。策士游说诸侯，要洞悉天下大势，熟知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把握列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恩恩怨怨，还要准确掌握此时此地人主的心态，投其所好，才能成功。战国是一个崇尚智慧的时代。智谋策略是策士的资本，反映了知识阶层的智能与价值。作者大力崇尚智谋策略，与其重士贵士的思想倾向是相一致的，同样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作者描绘了众多奇智异策的诡谲多变与成功，无疑为策士这一人物群像增添了异彩。
解密：先秦名著《战国策》为何会遭到儒家摒弃？
再者，《战国策》大量的展示了纵横策士们铺张扬厉的游说之词，所谓“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清人章学诚语），其词或披肝沥胆、剖露心迹，或激扬磊落、感人肺腑，或侈陈厉害、危言耸听，“沉而快，雄而隽”，气势充沛，如江河直下；文笔流丽酣畅，美妙动人，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策士们还好以寓言说事，所以《战国策》多寓言故事，所谓“利口者以寓言为主”（《史通·言语》），这与诸子文章一样，也是游说的需要。读策士们的说辞，好像是专以口舌辞说取得成功。其实，他们都是通晓各国政治历史，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虽然主张不同，但是只要迎合君王的需要，他们是足以充当“智库”的。这就是在七雄纷争的时代，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和机遇，造就了他们的成功。
战国的时代精神，还体现在另两种人身上。一个是当时眼光敏锐的君王，一个是出身草根的行侠之士。在七国争雄的背景下，君王们需要“智库”，寻找“智库”，纳士是明智之举。前面说的齐宣王、秦昭王、燕昭王，迎合了时代的要求。战国又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表面上看是一次军事改革，本质上也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改革，是一场移风易俗的大变革。赵武灵王改革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为了富国强兵、抵御外国外族的入侵。虽然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但他用“时移则势易”的辩证观点，批判了那些因循守旧的保守派，向传统习惯和保守思想宣战。行侠之士的代表有荆轲、聂政、豫让。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见义勇为，不畏强暴，重然诺，轻死生，敢于为反抗强暴而赴汤蹈火、壮烈牺牲。荆轲是一位反抗暴秦的英雄。在当时崇尚行侠的文化背景之中，荆轲是这些侠士的典型代表之一。聂政，出于感恩报德的动机，为严遂刺杀韩相国韩傀。豫让则更为惨烈，漆身为厉，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又吞炭为哑，变其音，忍辱负重，行刺赵襄子。今天，我们并不提倡这些侠士“士为知己者死”的冒险行刺作风，但这就是战国侠士的风神，这种为了正义为了报恩而献身的壮举，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士人，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种精神。
《战国策》的“叛经离道”，背离了儒家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一直为儒家正统观念所鄙弃。宋代的曾巩重校刊刻《战国策》，并非为了弘扬这部名著，而是为了作为批判的箭靶。他认为战国策士只知“论诈”、“言战”，驰骋辩说，其所作所为完全有悖于先王之道与孔、孟之意，所以终至亡身灭国，“为世之祸”。刊刻是为了“放而绝之”，目的在于“明其说于天下”，“知其说之不可从”。明末的陆陇其，一方面认为“其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又认为“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此书有大毒，要“去毒”。另一方面，《战国策》作为“史料”而言，也的确存在着真赝杂糅、真伪参半而又年代不详等问题，掺入不少“增饰非实”之辞，影响了后人史著的写作，包括司马迁的《史记》，也将错就错地引用《战国策》史料的许多错误，因此为后代考文者所诟病。今人缪文远《战国策考辨》（中华书局出版）称，今本《战国策》中属于拟托之作，竟有九十八篇之多。缪文远之作，萃集众家之说，分析判断，旁通曲证，求其本真，堪称辨伪的集大成著作，可以让我们了解今本《战国策》的真伪。今天读者阅读，可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战国策》（其后附有马王堆出土帛书）。此外，缪文远的《战国策新校注》（巴蜀书社出版），何建章的《战国策注释》，在细致考辨的基础上重新校注，都是值得细读的著作。另外，一九七三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种类似《战国策》的帛书，共二十七章，一万一千多字，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战国纵横家书》。在这部《战国纵横家书》中，有十章见于《战国策》，八章见于《史记》，有十六章不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据考证，这大概是秦汉之际编辑的一种纵横家言的选本，尤其保存了大量已经散佚的苏秦游说资料，可以纠正有关苏秦历史的许多错误，也可以补充战国时代的一些史料。拿它与《战国策》对照而读，是非常重要的史料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