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六岁退位以后，还在紫禁城里当他的关门皇帝，稳稳当当地又当了13年。1924年11月，北京政变一下就把他抛出了紫禁城，逃进了日本驻中国的公使馆。
关于北京政变，日本今井清一著的《大正德谟克拉西》中有这样的叙述：
在冯（玉祥）的北京政变背后，是有日本军人在暗跃。第二次直奉战争一开始，作为住友的嘱托寺西秀武预备大佐，就策划了冯的倒戈而成为奉派的天下，为了收买冯的一派，便由张（作霖）出一百万日元，通过三井银行奉天分行行长转吉冈显作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再转段祺瑞，由段交给冯玉祥，成功地发动了北京政变。这也是北京的芳泽谦吉公使和林弥三吉武官，支援了宇垣陆军大臣和上原元帅的工作。宇垣在日记中写道：“新局面的开展（冯的政变），真像是一种天佑，如同社会上存在着许多幸运儿一样，这真是棒极了呀！”
井上清在他写的《宇垣一成》一书中指出，冯玉祥的倒戈，实际上是日本陆军特务将校做的工作，北京的日本公使馆附武官林弥三吉少将就是特务之一。
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是在1924年11月5日，临时住在他生父的醇亲王邸，当时称北府。溥仪在北府的树滋堂里呆了三天，内外不通，与世隔绝。到8号的下午3点多钟，鹿钟麟和张璧（警察总监）来会见溥仪。
首先是鹿钟麟征求溥仪对于政府修改的对清室的优待条件的意见，溥仪表示感谢，没有意见;又问对于取消皇帝尊号有何感想，溥仪感到能做一个中华民国自由公民，还是很高兴的，并希望将来能到国外留学深造。
接着，张璧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所谓的“传国玉玺”，说皇帝有一块历代相传的金镶玉玺，这不过是民间的传说，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张璧还不大相信，大家给他解释，说是清朝历代皇帝都有自己的玉玺，都存在交泰殿，他便不再追问了。再一项是有关皇帝的私产。说实话，溥仪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私产，他说这事情得问内务府大臣绍英。正是绍英陪着鹿钟麟和张璧来北府的，他一听溥仪说，叫他交代一下有关皇帝的私产，他就犯了难了。他说：“皇室的私产在盐业银行的存款，马上就可以交出来，至于有多少房、地产，多少年来也没清查过，按时交租金的，只是极少数，还能查得出来。”
“那房、地产就没有什么契约或者是合同了吗？”张璧追问道。
“有、有……”绍英说了两声有，下面就嗫嚅起来了。
“有，有那么两库房，自打我当内务府总管的时候就有，就没动过，现在没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是清理不出来的。”
这个内务府的腐化无能，正是这个小朝廷的缩影。张璧也感到这真是个无从下手的问题，只能留待以后研究。
第二天，绍英来到北府还带来了好消息，就是昨天向鹿钟麟提出来的要求，大部分都同意了，北府的门禁也开了。王公宗室等人，经溥仪同意的就可以前来，但是年轻人不行，外国人更是不行。溥仪也可以派人到宫里去取东西，取一些零用的钱，这些当然是在张璧的监视之下进行的。溥仪还特别嘱咐为他取东西的人，要把他的爱犬“佛格”带来。
门禁开了以后，一些宗室、师傅还有遗老们，就纷至沓来北府的大书房，大家各自想办法来营救，首先是溥仪的人身安全问题，再有个人自由的问题等等。自从溥仪出了紫禁城那天起，最没有办法一筹莫展的就是他的父亲——王爷。
5日那天晚上，郑孝胥偷偷地带着日本人来，打算让溥仪以看病为名混出北府，虽然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但是他还不死心。这一次他的计划是公开地请求日本公使馆派军队来，直接保护溥仪出北府，仍然是遭到了反对，理由是日本军队到北府来，万一和国民军冲突起来怎么办，溥仪的人身安全，以及王爷的全家和整个北府谁能保护得了。
郑孝胥在清朝光绪年间，就在中国驻日本东京大使馆里担任书记官，后来又在大阪、神户当领事多年，回国以后又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章京，在外任上当过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都是正三品的官。辛亥革命以后以遗老自居，不做民国的官，连民国的年号也不用。他认识溥仪只有一年多，是1923年的夏天从上海来到北京。溥仪说：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声泪俱下，让我大为倾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