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政见者的八·一五
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亦不乏有良知的反战文化人，他们因为持有不同政见而遭受当局的种种迫害。对于他们来说，八·一五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就是他们的胜利，八·一五是他们的节日，他们的心境不同于日本军人，也不同于普通日本平民。前述村山知义因为一直怀有反战思想，已经因日本投降感到喜悦。而作家江口涣、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和哲学家真下信一等人的例子，则更有代表性。
江口涣（1887～1975）是日本近代著名作家，著有《火山下》、《一个女人的犯罪》等作品。早在1923年，鲁迅就翻译过他记录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在日本受迫害的文章。日本投降的第二年，他在1946年3月号《新日本文学》上发表文章《终战与孩子的死》，记录了1945年8月15日的经历和心境：
8月15日上午9点过了。杂货店古贺屋的小惠来到我家，在我那死去的孩子朝江的灵位前上香。哦，原来今天是盂兰盆节过去整整一个月，朝江在阴界已经是另一个盂兰盆节了。小惠说：听说今天正午有重要的广播，一定是要对苏联进行彻底的决战吧。我想，从几天前皇太子的老师决定的事情来看，也许是天皇退位、要求讲和吧。
正午到了。家里人全部集中到收音机前。我和妻子，开春之后疏散过来住在一起的姐夫桑原老人和他们儿媳、两个孙子，还有恰巧从平冢来见面的桑原老人的长子桑原武，一共八人。
广播好容易开始了。据说是天皇诏敕的录音，完全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大家都非常紧张。
广播到“朕深忧世界之大势与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的时候，我想：“果然是要亲自……”。听到“朕着帝国政府通告：兹已接受美英中苏四国之共同宣言”一段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大声怒吼起来：“啊！无条件投降！”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听下去了，一切都在最初的一分钟里明白了！
天皇的声音不时在发抖。而且表现出悲哀。我想：事到如今，无论声音怎样发抖、说出怎样的话来，一切都无可挽回了。而且，许多人在这样愚蠢的战争中战死、遭战祸而死、病死、遭灾，没有比这些人的牺牲更可怜的了。那时候，我那十岁的孩子，视若掌上明珠的十岁的孩子，患了六十天的病最后转化成结核性脑膜炎在7月11日死去的独生子朝江，朝江的脸浮现在我的眼前……。朝江最后是被战争造成的漫长的饥饿和医疗的欠缺杀死的。“是谁杀死了朝江？”我对着收音机播放的声音在心中怒吼。难以言喻的愤怒从全身溢出，眼泪几乎要流出来。因为，我想，既然失败和投降是注定了的，如果早日投降我的独生子也不会被杀死吧！
1937年夏天，江口涣曾经因为违反所谓的“治安维持法”被关进东京警察局西神田署的拘留所。被关押期间“七七”事变发生了。当时他就对同被关押的人说：“这场战争注定会成为长期战争，而且，既然成为长期战争，即使战胜，日本的统治机构也将因为经济毁灭而崩溃，如果战败的话就更不用说了。无论忍受怎样的屈辱，我们都要活到那时候，到那时候我们再奋起吧！”因此，在八年之后听到裕仁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他感到快慰和愤怒是自然而然的。发表“玉音放送”的天皇只有一个，但是江口涣对天皇声音的感觉与德川梦声日记中的感觉大不相同。
家永三郎，因为历史教科书问题长期与日本社会的右倾保守势力作斗争，他在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就断定日本走上了一条毁灭之路，因此不能不对1945年8月15日日本的投降感到欣喜。他在1956年发表的《1945年8月15日前后》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心境：
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当在8月10日或11日，是从共同通讯社相关的渠道得到了日本投降——那时是用“休战”一词——的决定。当时的快乐心情难以言喻。尽管如此，收音机里依然在报道各地受到空袭的消息，到8月15日早上为止空袭警报还时时响起，所以心中半信半疑——战争真的会结束？终于到了8月15日正午听“玉音放送”的时刻，无法压制心中涌起的狂喜，说：“干杯吧！”结果招来岳父的斥责。但是，那是当时我无法掩饰的真情，控制不住。
家永本人因为体弱多病，没有资格参军，免于死在战场上，但也险些在美军对日本本土的空袭中死去。而且，他知道有许多同胞死在了大陆和东南亚前线或原子弹袭击中。他不能不为日本宣布投降感到狂喜。
哲学家真下信一（1906～？）战前也是一位不同政见者。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秋，他因为参与否定日本军国主义的“世界文化事件”、违反“治安维持法”被关进京都的一家拘留所。1939年秋天终于出了拘留所，却成为“思想犯”长期受到监视，成了适合“保护观察法”对象的一员。但是，他坚信日本军国主义必败。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京都从早晨开始就闷热。真下和平日一样，吃了配有豆饼汤的早餐，穿上战斗服，戴上战斗帽，打上绑腿，骑上自行车来到川端警察署。就在前一天的8月14日下午，他被喊到京都府厅特高科的办公室，平日高高在上的特高科长嘟哝着对他说：“快要输给你们了。”他离去的时候，科长还送给他战时定量配给的酒票和烟票。当时他就知道日本战败了，并且预感到第二天天皇的“玉音放送”是宣布日本投降。8月15日这一天，他要在对于他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川端警察署听“玉音放送”。早在昭和元年的大学预科时代，他就因为“五一”国际劳动节夜里与同学一起大声唱歌而被关押于此。
川端警察署特高科办公室里，真下所认识的警察都到齐了，静候“玉音放送”的开始。天气炎热，但警察们穿戴整齐。不过，他们满脸狐疑，气氛有些别扭。和普通日本民众相比，这些身份特殊的警察掌握着更多的信息，能够推测出“玉音放送”的内容。一会儿，广播从时事报道开始了。警察们和真下都对着收音机肃然站立。天皇的“玉音”夹杂着“吱—吱—”的杂音，而且使用的是文言，非常难懂，但是意思很快就明白了：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
“玉音放送”结束，沉默充满了整个房间……
黄昏，真下又来到下鸭警察署前。在炎热的黄昏，他看到白色的烟柱从警察署的低矮建筑物里升起。出于好奇，他走进了警察署的院子。原来是警察在焚烧文件——许多和“思想犯”有关的文件：衣襟上别着番号的嫌疑人照片，正面、侧面的都有，按着指纹的纸张，文字材料等等。他立刻明白了，那是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思想警察在销毁对人类所犯罪行的证据，在可以预见的“进驻军”到来之前将证据化为灰烬。他感到了军国主义权力的卑劣与脆弱。前文石川光男的文章也曾写及西贡日军的焚烧文件，可见销毁罪证是8月15日这一天某些日本人的主要工作之一。
当天晚上，真下信一从所有的紧张和委屈中解脱出来，在相隔很久之后第一次享受明亮的灯光。本来，由于防止空袭和灯火管制，已经很久没有怀着从容的心情享受明亮的灯光了。事实上，正是从8月15日这一天起，日本平民从死亡的威胁中解放出来。当天美军终止了对日本本土的攻击，许多满载弹药的飞机在飞往日本途中奉命返航。
1945年8月15日，不同的日本人是怀着不同的复杂心情度过的。但是，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和昭和天皇的“玉音放送”发生着密切关联。军人发狂、绝望，平民叹息、解脱，一直与军国主义做斗争的人们则感到快慰与欣喜。真下信一在这一天特意去警察署，也是用特殊的形式向军国主义国家机器示威。
当天，日本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昭和天皇的“玉音”，但日本的战败与投降却被涂上了悲壮的色彩。《朝日新闻》在头版使用了“大诏颁发、战争终结”的通栏大标题，回避了战败的事实，头条新闻为“天皇对新型炸弹之惨祸怀大慈悲／帝国接受四国宣言”，美化了战争的直接责任者裕仁天皇。《京都新闻》当天为“玉音放送”紧急发行的“号外”的头版是“为万世开太平”、“呜呼！一亿恸哭”、“痛饮万斛泪、开拓忍苦之命运”之类的表达。对于甲午战争以来疯狂地对外扩张、具有半个世纪军国主义历史的日本人来说，在宣布投降的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不可能认识八·一五的意义。8月14日晚上将于次日播放“玉音放送”的预告发出之后，不少日本人甚至认为是鼓励本土决战。对于八·一五意义的认识需要时间。事实正是这样，八·一五成为战后日本的一个重要认知对象。福岛铸郎为其所编《八·一五终战》（“目击者叙述的昭和史”第8卷）所写的序言题为《作为负的象征的八·一五》。他在这篇序言中说：“‘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并非仅仅具有枪声停止、战争结束的含义。它具有作为始自昭和二十年年初的东京大空袭、冲绳的悲剧、原子弹袭击、接受《波茨坦公告》、联合军进驻、签署投降书、逮捕并判决战犯、军人与平民的自决权、返回化为焦土的日本本土等负的象征意义。”曾任大阪府知事的法学家黑田了一指出：“八·一五是日本国体变革之日，半封建的君主制国家向新的国民国家、文化国家、和平国家转变的历史纪念日。”这类观点在日本人中具有代表性。但是，八·一五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由于这个日子对于解释20世纪东亚乃至世界历史的特殊性，不同的研究者能够从中发现不同的意义，就像同一场“玉音放送”在不同的日本人听来效果和反应大不相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说日本的昭和时代是从抛弃“光文”这个错误开始的，那么可以说，从昭和20年（即1945年）8月15日开始“昭和”一词的意义开始发生改变。
